一帧象征着辛亥革命的孙大总统像

辛亥革命网 2019-03-26 10:46 来源:《卢湾史话》第五辑 作者:肖军 查看: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会客厅西墙上,悬挂着一幅经艺术装帧而成的孙中山的大幅照片。这幅装帧像构思巧妙、设计新颖、颇具大手笔格调。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会客厅西墙上,悬挂着一幅经艺术装帧而成的孙中山的大幅照片(以下简称装帧像)。这幅装帧像构思巧妙、设计新颖、颇具大手笔格调。迄今已有70余年历史,仍保存完好。究其背景,乃一幅辛亥革命风云图。它是由孙中山亲自设计,并委托“香港丽真社”加以精心制作而成、具有深远含义的珍贵文物。

  这幅装帧像,寓政治于艺术,表露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深切缅怀之情,反映出孙中山关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武装斗争、军队建设、法制政令建设等一系列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至1924年居住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即现在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寓所。孙中山为何特意将此幅装帧像悬挂于会客厅?笔者揣度,此像挂于会客厅引人注目的西墙上,既体现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怀念之情,又反映出孙中山启迪、激励、教育后人的思想。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原寓所又独自居住了十三年,期间,此像始终挂在会客厅。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将孙中山故居的许多珍贵历史文物,包括这幅像精心收藏起来。解放以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内部陈设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恢复原状,这幅像依旧挂在客厅西墙原处。确实,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保存的众多孙中山的挂像中,由孙中山亲自构思并精心设计、制作而成的大幅装帧像,仅此一幅。这幅装帧像,之所以在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心目中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显然与其蕴含的思想内涵和革命意义是分不开的。

  这幅艺术装帧像,高度为108厘米,宽度为48厘米。镜框四周分别采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木条拼槽制成,木条共宽7.5厘米,每种颜色木条均为1.5厘米。镜框的四个直角处,分别镶嵌着十八颗星的圆形标志(圆形内外圈均布九颗星)。镜框正中为孙中山半身像(即为孙中山46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标准像),经放大加工的半身像置于铎形图案之中,周边用金黄色丝线镶织环绕而成。整幅作品设计新颖,匠心独运,制作精细,寓意深刻。我们考证这幅像的装帧手法和历史背景,由表及里,领悟其中的涵意:

  一、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内涵

  这幅装帧像的镜框四边,采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木条制作。根据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看,不同颜色的木条,既表示五色旗,又反映出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

  孙中山在革命早期,就开始考虑国旗的设计。同盟会曾在东京提出五种不同式样的国旗:即青天白日式、井字式、金瓜铖斧式、十八星旗式和五色式。当时因意见分歧,并未形成最后决议。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1912年1月1日晚10时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总统府的大堂暖阁,高悬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和十八星旗。据史料记载:“南京政府于是成立。又以武昌所定之国旗。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注一)又据“孙总统复参议院论国旗书”记载:“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所用者比较此为最良,非有绝大充分之理由,不能为折衷定论。故本总统不欲遂定之于此时,而欲俟满虏既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若决定于此时,则五色旗遂足为比较最良之徽志否,殆未易言”。由此可见,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都是采用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虽有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并提出以后由民选国会讨论的意见,但当时悬挂的还是临时参议院决议的五色旗。直至1924年,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中执委才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显然,孙中山在设计上述装帧像时。以五种木条代表五色国旗,也是为了反映辛亥革命这一特定时期的革命斗争和伟大历史作用。

  孙中山以五种木条设计在装帧像的四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孙中山的民族政策思想。武昌起义后,在满汉民族关系上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有一些地方出现仇满情绪。如陕西革命党人绝大多数隶属哥老会,其仇满情绪激烈,武昌地区一度也有仇杀满人现象,以至于同盟会无法控制局面。民族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情绪的增长对革命发展很不利。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针对一段时间在民族主义宣传上出现的偏颇,拨正舆论,争取全国各族各界的支持,实现“革命目的”。为此,他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共建新国”的主张。这一主张后来在临时政府的建国大纲中得到确认。孙中山在说明各省“独立”时,又指出: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又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为使中国境内各民族、尤其是上述五个主要民族政治上获得平等,即“皆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明确宣布民国“合族而成”。在《大总统谒(明孝)陵文》中又再次指出,辛亥革命爆发后,“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孙中山这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集中体现于上述装帧像五种木条并列的设计中,体现了孙中山的设计本意:“即五大民族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

  “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

  二、有坚持武装斗争,加强军队建设的含义

  在装帧像的四角,分别镶嵌着十八星圆形徽志,其象征意义何在?经分析,圆行徽志内,中心小圆点喻血,黑底喻铁,内外圈九星连线喻九洲及炎黄子孙。据《武昌革命真史》记载:“以武昌起义所用之铁血十八星为陆军旗”。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短短一个多月内,在当时全国24个省区内,已有鄂、湘、陕、晋、赣、滇、黔、苏、浙、桂、皖、闽、粤、鲁、川等15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革命派“三分天下有二”。以会党起义为主的群众斗争,烽起八方,席卷全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高峰。以十八星圆形徽志代表陆军旗,十八星喻十八省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十八星圆形徽志,还反映出孙中山武装斗争和建军思想。孙中山从革命活动初期,已将武装斗争视为革命法宝。早年,他上书李鸿章碰壁,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同盟会成立后,他在《革命方略》中提出“建立国民军”。从此,孙中山把革命重点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孙中山在一系列起义失败中感到:“不能战胜政府者”,存在组织起义军急于求成等问题。后来,孙中山将组织武装的重点改为运动新军,新军“若尽入吾党,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特别是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汉运动新军,许多革命党人打入新军,做深入的发动工作。经过较长准备,终使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辛亥革命后,南北妥协,军队竟遭大量裁减,几乎放弃了军权,遭致袁世凯向革命反扑。1913年,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却因兵力不足导致失败。尔后,孙中山又组织护法军政府,又因无兵可用,护法运动又归失败。孙中山从失败教训中认识到:“欲争回真共和”,“非得强大之海陆军”。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从反思中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孙中山更明确认识到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他设计的装帧像上镶制十八星军旗徽志,是将其武装斗争和建军思想昭示后人,“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正如孙中山在后来组建黄埔军校时指出的:“要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万不可少的”,否则“中国的革命,永远是要失败”。这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而得出的革命真理。他或许希望革命同仁在观赏这幅像时,受到此番启迪,继续奋斗。

  三、孙中山晚年在反思中怀念辛亥革命

  这幅装帧像中的大幅标准像也与辛亥革命有相连。这张照片是半身像,经“香港丽真社”放大精制而成。此像不是后人精心制作挂在故居会客厅内,而是孙中山生前就悬挂在客厅内,这就不能不说孙生前对辛亥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据记载,此像摄制年月为1911年12月。当时正处于民国临时政府准备成立,孙中山将赴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精神振奋,随即中止了在美国各埠演说筹款的计划。11月初,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他在伦敦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于11月中旬经巴黎,11月24日从马赛港乘船东归。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海外生活和艰苦奋斗之后,回到祖国,到达上海。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时间有七天。他于1912年1月1日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据此似可推则,此照于1911年12月25日至12月31日摄于上海。照片中的孙中山神采奕奕,映现出武昌起义成功、临时政府即将成立时孙中山的精神风貌。这是孙中山挑选此照加以装帧的背景原因。

  孙中山半身像的外围,用金黄色丝线镶织环绕而成的图形,也耐人寻味。图形似为钟形,通常认为有警世寓意,合乎孙中山”敲响警钟,以钟声唤起民众”的名言。从图形整体勾勒看,亦似铎形(钟形与铎形颇为相近,但其义不尽相司),笔者以为铎形的寓意似更能显现孙中山的设计思想。铎,是古代颁行政教法令及有战事时用的大铃,带有权力的象征。以铎形勾勒孙中山的半身像,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临时约法时,非常强调的是,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作为代表国民意志的孙大总统,他所颁行的一切政令,合乎时代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提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内政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统一之政令,必须出自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军阀官僚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取得临时大总统、陆军、外交、教育三部的职位,立宪派和官僚军阀则以黎元洪为代表,占据了临时副总统的高位,控制了内务、实业、交通、司法等重要部门,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临时参议院中,议员大多是立宪派分子,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牵制革命派。至于地方政权,也多为立宪派和官僚军阀把持,独行其是。尽管如此,在孙中山短短三个月任期中,仍然抗干扰,排阻力,颁布了几十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如在保护人权方面,通令焚毁刑具,严禁贩卖华工和人口,废除奴婢制;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种和吸鸦片,禁赌、蓄辫和缠足等;在发展实业方面,宣布兴办实业方针,保护和奖励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刷新吏治方面,改革官制,按贤能选拔官吏,禁止官吏循私枉法;在改革教育方面,反对尊孔读经,删改教科书有悖于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孙中山颁布的各种政令、措施,将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选择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半身像,并设计铎形为半身像的外部图案,结合临时政府成立后的显著政绩更能看出其中包含的革命意义。

  孙中山逝世以后,建筑师吕彦直于1925年在设计孙中山陵墓时,整体造型也采用了铎形的平面图案。笔者虽未找到吕彦直有关陵墓形状设计的说明,但从“评判委”最后审定吕稿为首奖、并报国民政府批准,从中不难断定钟形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由吕彦直设计并于1929年建成的气势恢宏的中山陵,地处紫金山南麓坡地,以高度140米处为起点,由此拾阶而上到达170米左右,此为陵墓之本部,其鸟瞰形状呈一巨大钟形,又酷似古代颁令的木铎,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孙中山人格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千载历史的象征。与上海孙中山故居这幅装帧像中孙中山半身标准像的外部铎形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设计上是巧合还是后者源于前者,似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采用“钟形铎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共同的。

  综上所述,上述这幅装帧像,将深刻的政治意义溶于艺术制作之中,它既体现了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深切怀念,也揭示了孙中山的深刻革命思想。对于后人而言,这一历史见证之物,无疑将不断产生深远的革命影响和永恒的教育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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