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与林圭的师生之谊

辛亥革命网 2018-12-14 09:54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林利 查看: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更是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第一人。也是我的祖父林圭人生道路上的引领人和指路人。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更是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第一人。也是我的祖父林圭人生道路上的引领人和指路人,更是林圭仰慕的、终生追随、用生命去换取民族复兴志同道合的先生(同路人)。

  林圭,字述唐,别号悟庵。1875年10月12日出生于湘阴樟树港镇一个较殷实的的商家,兄妹四人,排行第三。因天生聪硕,幼时显示出超人的思维和好奇之心,加之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镇上读私塾时,其父林松桂由人介绍认识了在长沙的黄先生,经黄先生介绍,林圭与长兄林绍敏寄住欧家与欧阳植斋同受业于黄先生,食宿俱在欧家,欧阳植斋的父亲早已亡故,他的祖父就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安仁欧阳厚均老师,家颇富有,学风优良。欧阳植斋的母亲欧阳宝珍见林圭聪明懂事,特别喜爱,将其收为义子。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广西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之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兄弟俩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戊戌年是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也正是林圭忧国忧民之时。考入时务学堂时曾给他的老师黄先生信称(1898年4月18日):“风闻各国瓜分中国,仅存山、陕二西,以为今上终享天年之地;湖南地处偏僻,人尽强悍,各国公治之。总理衙电达陈中丞云:“事不可为,死而后已。”兹信传播,心惶惶。倾念身世,将何处从?黄种厄运,诚足悲叹!”

  189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创办,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之始 ,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典型代表。虽然学堂某些创办人的初衷被改变,却因为历史赋予的责任,让维新志士们承载了历史的担当,“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了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更是倍加珍惜。他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渲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这年春,谭嗣同返湘,成为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一,兼学堂总监,并且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在谭嗣同的推动下,时务学堂加强了自然科学教学,数学、天文、物理、军事、光学等近代化的自然科学在学堂中占较多的比重;重视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并向学生大力灌输民权和反清革命思想。谭嗣同发挥《仁学》中的政治观点,向学生讲述君民关系、民权的意义以及清政府的残暴和腐败。他还把《扬州十日记》和《明夷待访录》用铅字排印出来,散发给学生。唐才常等人的认识和谭嗣同基本一致,他也全力向学生讲解如何兴民权,如何得革命。梁启超回忆说:“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 这些观点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脑洞,其思想发生较大的飞跃,“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学堂将“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交相呼应,共同推动更维新运动的发展。

  面临亡国处境,谭嗣同与时务学堂的教习及维新人士不遗余力地利用学堂、学会、报纸、等宣传阵地及工具向人们贯输激进思想,倡言维新。谭嗣同强调指出:“唯变法可以救之。”“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变则存,不变则亡,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变法以期振作”,不变法,就将“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

  变法,即变中国传统之法,其中,重要的如限制君权、伸张民权。谭先生是这样指出民权与富强的关系的,他说:“今之策富强而不言教化,不兴民权者,吴雁舟所目为助纣辅桀之臣也。”民权不兴,即使能富强,也只是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暴虐统治而已。

  谭嗣同、唐才常等先生大胆而激烈、振聋发聩地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君主专制的弊端,引起学生强烈反响。林圭以其颖悟绝伦的头脑与敏锐的观察力接受老师们授予的新知识与新观念。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深受老师的喜欢,多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里称:“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受学堂教习们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维新思想的影响,林圭越渐进步,他在《古人惜寸阴今人当惜分阴说》文章中言道:“况夫世变目亟,外侮交迫,国家需才孔殷,欲其速效。而我辈所读之书繁学之学伙,经史以正其本,中齿难卒其业;新学以启其慧,半生犹步其尘。又况农、矿、工、商之专门,交涉、军戎之繁务,事事物物,纷至沓来,纪载报章,岁出以万千计。而又有科举不废之八股试帖,名流竞尚之考据词章,孱杂于其中,以分人工,以歧人向。则虽有八千春、八千秋,吾知其靡误与一朝等也。推之为官为国,何莫不然。除害惟患不枭勇,民无有不治;兴利惟患不急切,国无有不强。耻惟恐其忘,靡不雪;智惟恐其塞,靡不开。何则?有所恐患,时无怠心,心无怠思,则刻难虚掷,所谓得其道者,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谭嗣同阅后,批曰:“侃侃而谈,深中时弊”,给予高度评价,给了林圭极大的鞭策。

  谭嗣同在看清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后曾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屏藩之削夺,吾且弗暇论焉。舐糠则既及米矣,剥床则既切肤矣。” 学生受到先生爱国情怀影响,经常谈论国事,爱国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事。”唐才质曾回忆:“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正是教习们不断言传身教让学子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弊,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蔡锷也说:“我们求学,是为了探索教之精微,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

  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紧配合。林圭在其写给黄老师的信中可见一斑:“圭在乡,亦开有广益会,阅讲报学,一如南学会例),改书院(城南、求忠,并有更改之议。求贤改作武备院,业经出奏,亦已聘来教习。各府、厅、州、县之更改者甚多,浏阳为最。圭等将集同志,禀请改仰高为时务学堂),设茶务公所(集股开办,张雨三等为之倡,抚宪极赞成之,又兼宛平学使最重时务(出有条规,不知时务,绝不录取)各县令变通县试(浏阳分六门;长、善首场,制艺以后,杂志论说;湘阴亦试时事),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即不缠足会一端,每日趋登《湘报》告者数十计(湘省不缠足,开设《湘报》馆。圭等又分会于乡,易名卫……” 林圭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1898年4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加入谭先生等创建的不缠足会(《湘报》第三十二号)。时务学堂不少学生先后用行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并在日后与守旧派的斗争中仍旗帜鲜明追随维新志士,直至学堂改旗易帜。

  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的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谭先生的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据谭嗣同一位后人追忆,此时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廉曾写信给谭先生,可惜信件已经轶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先生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最后的决别,更成了林圭内心深处镌骨铭心的伤痛……

  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谭先生牺牲消息传来,林圭“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从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他在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改正范氏日记及批劄)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仁义者何也?董子日:“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则是不以私利利吾国,不以私利利吾家,不以私利吾身也。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 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而为仁义之起点也。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脧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之心更为迫切。

  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党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率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林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几经辗转,又投身于梁启超老师在日本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救亡图存之意更坚。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满怀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日夕高谈革命”,还积极进行组团活动壮大革命队伍。“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是由蔡锷、林圭等于1898年组织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该会主要是团结志土,练习日本兵式体操、射击打把等。他们立下蹈立之志,摩历以须,枕戈待旦。”

  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发扬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戊戌政变八个月后,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才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先生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夫学,犹之耕地,不耕固无所得食,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得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之于实践,趁此时机,决意扛起义大旗,坚定地走上了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在在红叶馆举行饯别会,特请早已有意合作与结盟的孙中山、陈少白陪宴,以示精诚。“林圭在行前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热情地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行止告诉他,以便加强联络。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当时任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林圭慷慨陈词,表示“不成功,便成仁”。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林圭回国后,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党,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院,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约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二万人。还有会党成员十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自立军起义以唐才常为领袖,林圭为副,时人有“庚子一役,唐林并称”之说。他们之间有明确分工,唐除总责之外,主要是常驻上海,发起成立自立会(初名正气会),召开国会,为建立新国作政治组织准备,进行政治动员和外交联络。林圭则常驻汉口,负责广泛联络会党,组织自立军,全面筹备武装起义事宜。故自立军起义以上海为政治活动中心,以武汉为军事活动中心。一场由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在组织自立军的同时,林圭还组织千方百计秘密购运武器,并与革命党联络,以期得到支持和配合。他曾致书孙中山的代表容星桥,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复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将来传道亦属难堪。以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发之急候也,”请求孙中山即予配合。于是,孙中山指示郑士良在广东发动惠州起义,遥相呼应。7月21日(阴历8月15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西逃。林圭闻讯无比兴奋说:“虎离山,蛟出潭,易制矣,时哉不可失。”主张迅速起义。唐才常由沪抵汉后,因运动湖广总督信之洞脱离清廷独立不遂,最后商定于7月29日,突袭汉阳兵工厂,夺取自立军所需武器装备,攻占汉阳、汉口,次日进攻武昌,湘鄂等地同时并举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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