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丁惟汾(2)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6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6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6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的日子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

　　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