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育之的铁血辛亥年(2)

　　学员的食宿都由学堂包干，但伙食由于层层克扣，饭虽糙，能管饱，而菜呢，水煮盐拌，不见荤腥。学生经常为伙食不好与“八两银”争吵。有几周，天天是萝卜、白菜，喻育之一气之下掀了桌子，同学李西屏（翊东）在一旁“扯左劝”说：“‘八两银’不过是奴下奴，你跟他斗气，岂不是白费劲！”喻育之说：“我就是要借他的嘴，告诉他的主子，这里是清朝的正规学堂。不是刘邦骥、刘邦绶的刘家班、刘家草台戏班子！”喻育之这一番话，传到刘邦骥督办耳中，为了平息学生的怨气，此后几天的伙食，略有改善。喻育之在同学中成了一个敢说敢为的英雄。

　　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但这些小团体也带来门户之见和宗派习气，经过分化、组合，最后演变成武汉地区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共进会发端于日本东京，成立后拥戴孙中山为领袖。自称为同盟会支派。共进会在辛亥革命前就曾秘密联络在鄂的会党，多次举事未成，便把工作的重心转向湖北新军和军事学堂。共进会在陆军测绘学堂发展很快，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接受了共进会的革命宣传，偷阅《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湖北学生界》等书刊，互相交换孙中山先生的讲稿、文章，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共进会在测绘学堂的代表是方兴、朱次璋、甘缉熙等。

　　喻育之是在1911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晚上，由同学王寿介绍加入共进会的。加入共进会没有经过写申请、填表、宣誓等手续。学生在寝室内加入共进会，在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入会人和介绍人眼光对视，紧握拳头，就心照不宣成为同志了。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辛亥起义前夕，喻育之等学员在测绘学堂发动了一次剪辫子运动。男人蓄辫子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一种风俗，是满清王朝封建势力对汉族人民的束缚，剪辫子就意味着背叛，有杀头的危险。

　　改变服装发式，实际上共进会的会员们对满清王朝腐朽统治愤懑情绪的外化。

　　剪辫子之前，喻育之就在同学中做了一些铺垫，借洋人之口，数落中国有多“怪”，“我看中国男人后脑勺上拖个‘猪尾巴’的确是一怪！”博得了同学们的同感。

　　一天晚上，喻育之到处对同学说，他所在的寝室“玄字斋”“今晚有戏！”制造悬念，引得大家都往“玄字斋”看热闹。下了晚自习后，喻育之准备了几把剪刀（其中最大的一把是喻育之找学堂门口一家裁缝铺借的裁衣服的剪刀），开玩笑地说：“我查了《黄历》今日宜剃头，沐浴，我给大家剪辫子，分文不取！”喻育之环视了一下尚未反应过来的同学，“哪个先来？”同学们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又互相推让。喻育之见状，说：“我来想个办法，说着铺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六尺宽的毛边纸，将一个脸盆扣在纸上，沿盆沿画了一个圆圈，让大家围着圆圈签上自己的名字。喻育之首先让戴维夏“喀嚓”一下剪掉自己蓄了22年的“累赘”，接着又帮戴维夏、李翊东剪掉了辫子。然后喻育之、戴维夏、李翊东三管齐下……学员中，有的慷概就“剪”，积极配合，有的略有迟疑，但不抗拒；有的故意抱着脑袋，大呼小叫；也有的人，提了一些不愿剪辫子的“理由”：“我还没有娶媳妇呀！剪了辫子恐怕找不到媳妇了！”还有的人央求：“我的父母还未同意呀！能不能以后再说！”还有的人讨价还价，要求少剪一点，不要剪得像秃尾巴鹌鹑，还有一个人溜号，躲到厕所去“政治避难”，但绝大多数人决心是大的，不到半小时已剪了一百多人的辫子。辫子虽然只有几两重，但一剪掉，全身上下都感到无比的轻松。

　　第二天，出早操时，班长就“天、地、玄、黄……”逐个“斋”(宿舍)通知，今天不出操了，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员工紧急大会，任何人，包括病号都不得缺席。从不起早床的督办刘邦骥一反常态，早早地就满脸铁青地站在讲台上，大声呵斥：“听说，昨天晚上，你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就不说了，你们清楚，我也清楚！你们吃大清国的饭，读大清国的书，竟敢这样胡闹！这事是谁挑的头？是谁鼓动的？”刘邦骥睡眼惺忪地朝台下一望，台下鸦雀无声，“你以为我颟顸糊涂？你们的签名单我都捞到了！”喻育之对左边一直忍不住要笑的李西屏说：“我们本来就没打算瞒他，剪辫子又不是换内衣，戴着帽子也看得出！”这时监督占贵珊和刘邦骥的胞弟、挂着教师的牌子吃“俸禄”却从未上过讲台的刘邦绶抖开了签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地一百多个签名根本看不清，用脸盆沿“圈”起的一块空园却一目了然。“我就不信我看不出第一个签名的是谁？”这时刘邦绶对刘邦骥耳语了几句，大概是叫他不要钻牛角尖。刘邦骥干咳了几声，把话锋一转，“你们真是大胆已极，姑且每人记大过二次，以观后效！”喻育之对李西屏说：“别说即大过二次，记二百次也白搭！后效，他们有明天吗？他们有‘以后’吗？”李西屏说：“他们只有末日，没有‘以后’！”刘邦骥督办宣布了“集体惩罚”的决定后，连连打了几个大呵欠之后，就匆匆离开会场，大概是回宿舍补瞌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