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祖父高振霄：革命一生兴中华 留取丹心照汗青(4)
辛亥革命网 2016-05-27 11:0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高中自 王琪珉 查看：
抗日英烈 忠贞体国
1937年卢沟桥的烽火，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再度携手。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地同时并存三种势力：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汪伪政权。此时“孤岛”上海，面对日本倭寇的野蛮杀戮和汪伪顽分子的恐吓暗杀，以及盘根错节的黑势力、帮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抗日民主斗争日显残酷与复杂。
早在1923年，祖父高振霄就由孙中山安排到上海组织洪帮，从事反对北洋军阀及国外列强活动。当时上海最大的洪帮组织五圣山的“龙头”是向松坡（字海潜），祖父任五圣山的副头目7。后来祖父由广州正式迁居上海法租界钜籁达路晋福里，长期居住上海作“寓公”。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祖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反对。他淡出政界，毅然赴汉冶萍公司转入“实业救国”之运动，实践“振兴中华，福利民众”的宏远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祖父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南京政府考虑到他是同盟会、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又年事已高，安排他退居敌后。但祖父执意不肯，并寄信给家人，说：“无国哪有家，为拯救中华，驱逐日寇，视死如归”。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上海抗战力量，在江苏省成立了省军委，从延安调往上海的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陈家康任委员。经党组织批准，张执一与上海洪帮头领高振霄、向松坡交往，策划以洪帮抵制青帮，开展抗日运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影响。祖父介绍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家康（后任国家外交部部副部长）在自己家中与向松坡会晤，策划联合开展抗日活动。同年7月，祖父与向松波同孙夫人（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张之让、潘震亚、沈兹九、彭文应、潘大逵等克服重重阻力，营救了上海抗日“救国会”当时闻名全国的“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并在家设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公开表示支持“救国会”运动，扩大救亡运动声势。
1941年，国民党派时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文强先生前往上海租界担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要职。文强是文天祥23代孙、毛泽东表弟、共产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将，是历史上一位非常传奇人物。祖父高振霄时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委员。在策反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文强被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绑架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正在危难之中，突然，“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穿长衫马褂的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另一个是高振霄，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个人都是上海洪帮头领。高振霄冲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罗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最后，高振霄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8。文强在《军统与汪特在上海的一场争斗》一文中回忆：“委员高汉声，湖北人，民初国会议员，又是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贫病交加，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1942年，李先念在上海因汪伪特工告密被捕并关押在日伪军监狱长达3个月之久。李先念坚贞不屈，在监狱里仍与日伪分子做坚决斗争。祖父闻讯后，一方面积极与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系，布置营救方案，另一方面派人与李先念秘密取得情报。最终，利用特殊身份关系将其保释。并亲自将浑身是伤，备受折磨的李先念接回法租界巨籁达路晋福里自己的家中养伤。期间，祖父一边派护卫日夜守卫安全，另一边安排医护专门医伤护理，并抓紧时间筹备了大量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李先念伤病稍转轻时坚持要求重返革命根据地。祖父租用两艘大船选派得力保安人员将李先念和抗日物资安全护送至苏北革命根据地。此后，祖父先后还营救过时任上海敌后工作党的领导人张执一及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12名共产党青年干部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及抗日志士。解放后，李先念、张执一曾派秘书专程来沪看望祖父遗孀并为其解决住房及生活等问题，以感念祖父当年的搭救及英勇抗战行为。直到70年代初文革期间，江青“文革专案组”分别组成“李先念、张执一专案调查组”先后多次来沪调查李先念、张执一在上海“被捕写自白书”，“叛变”一案。祖父遗孀沈爱平出面作证讲出当时事实真相，为李先念、张执一洗清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