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创建者之一、革命先驱程家柽(2)

　　与此同时，我祖父还设法接近清廷的权贵，打进敌人内部。由于祖父程家柽在东京留学时曾经为某些访日高级清廷官员当过翻译，此时正好利用这种关系接近他们。那时肃亲王善耆掌握着部分军权。而善耆也知道我祖父程家柽学识渊博，在学术界颇有声望，故而对前来晋见的程家柽竭力加以笼络。他赞誉我祖父为“学界魁杰”，备道仰慕之情，经常请去交谈，而我祖父也虚与委蛇。一次善耆忽然装出进步的样子，说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表示要作革命前驱，希望程家柽为他向孙中山暗中通款，说得娓娓动听。我祖父深知这些人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会钩挂几方，进行政治投机。而一旦反动势力稳住阵脚，他们又会疯狂地镇压革命，所以设法与其应付，称善耆具有“远见卓识”，能够走在时代前面，表示如果遇到革命党人，一定将其愿望转告孙中山先生，由此掩饰过去。祖父的学识，颇受敌巢中清廷权贵的赏识与重视，加之清廷管学部的大臣孙家鼐（安徽寿县人）是程家柽父亲程承翰（我曾祖父）的授业老师，很想推荐重用我祖父，但程家柽旨在革命，岂肯接受清廷的官爵，因而多次婉言谢绝。有些在他之后毕业的人官至侍郎高位，而我祖父程家柽却十年布衣，不受清廷任何官职。

　　利用合法身份 掩护革命党人

　　我祖父程家柽虽然身处敌人营垒之中，但时刻遵照孙中山先生“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的教导，利用其当教授的合法身份和随机应变的斗争策略，多次掩护过革命党人。

　　“日知会”是辛亥革命前湖北省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湖北革命的发展。1906年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等回湖北策动响应。由于叛徒郭尧阶告密，1907年1月“日知会”的领导人刘静庵、胡瑛、朱子龙、梁仲汉、张难先等均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并且即将问斩。同盟会员季雨霖星夜潜行来京，求救于程家柽。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祖父果断地假冒善耆的名义，给张之洞发了一份电报，令其暂缓行刑。电报发出后，我祖父才去见善耆，并将实情相告。肃亲王善耆听说后，勃然大怒，欲加罪于他。我祖父则先不动声色地说：假冒王命实在罪不容诛，不过事关紧急，稍有迟缓，则人头落地，不可挽救。继而又压低声音说，王爷曾经向我表示要作革命先驱，我这正是本着王爷的旨意办事的。然后又大声说，如果我违背了您的旨意，触犯了刑律，请将我交于刑部议罪。一席话说得善耆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想要发作，有“辫子”在人手里，不作处理，又不甘心，遂闷闷不乐退入后堂。正巧当时还有程家柽的妻子（即我祖母）在善耆后堂给其妻妾子女教书。祖父通过祖母鼓动善耆妻妾为程说情。善耆也只好不了了之，乃电告张之洞将刘静庵、胡瑛等由斩立决改为一年监禁，免予死刑。

　　忍辱负重舍身保卫孙中山

　　1907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艰难时刻，当时党内财力也很困难，甚至连刊印《民报》的经费都无力支出。我祖父程家柽受命赶赴日本与刘揆一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当时革命党人对清廷要员进行暗杀活动较为普遍，《民报》时常刊文加以鼓励。为此清廷王公大臣很怕被暗杀，尤其怕被《民报》点名，成为众矢之的。铁良、良弼、端方和恩铭，正是有些革命者指出要杀掉的四个满族官员，《民报》准备刊登一篇文章点这四人的名。我祖父程家柽与刘揆一商议，抓住此机，将这个消息透露给铁良，胁迫其交出纹银万两，否则决然见报。铁良无奈，只好照办。我祖父随即将这笔钱转给同盟会总部作为活动经费，保证了《民报》的继续出报。对程家柽立下的这些殊勋，有些人不明真相，说我祖父变节，一面将《民报》点名的消息透露给铁良，一面又活动《民报》将此稿抽出，自己从铁良处得到了万元巨金云云。对这些流言蜚语，祖父一笑置之，不作以任何辩解。

　　在革命党中清廷一直认为孙中山是最危险的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1907年5月，清廷唆使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来同程家柽密商，答应以十万元作为报酬，让我祖父谋刺孙。面对棘手难题，我祖父一面佯为应允，一面火速告知刘揆一、宋教仁，叫他们随即将孙中山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加强警戒。这事很快被北辉次郎等人知道，他们就勾结浪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将我祖父诱到偏僻地区，挥拳就打。我祖父大声呼救，警察闻声赶至，凶手逃走。我祖父程家柽被打成重伤，急送医院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伤势才逐步痊愈，但已造成严重脑震荡的后果。若干年后仍时感头痛，记忆力较前锐减。此事在宋教仁公布事实真相以前也鲜为人知，而祖父程家柽也从未以此事来标榜炫耀自己。

　　智斗袁世凯营救革命党人

　　袁世凯同满臣铁良、良弼勾心斗角，矛盾很深，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想制造一些大的案件，借机排除异己。这时发生了同盟会员孙毓筠、权道涵在南京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而被捕的事件，孙和权很快就要被处以极刑。我祖父程家柽得知这一消息后，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向端方晓以大义、明以利害，致使端方未敢对孙毓筠、权道涵下毒手。这事被一个名叫汪荣宝的人向袁世凯告了密。袁即下令提督衙门逮捕程家柽，先后五次下达谕扎，均为清廷太保世续抵制而未予执行。恰好这时浙江人民因苏杭甬铁路借款问题闹起风潮，我祖父程家柽便鼓动大学生指控袁世凯。当时学生列名控告者达一千六百余人，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我祖父趁袁世凯手忙脚乱、疲于应付之机，悄然出走天津转赴日本。清廷警吏杨以德、史伯龙得知程家柽已逸去，忙率警察在要道拦截。日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为我祖父化装剃去胡须换上渔民服装，浮舟白河，登上海轮，方才脱离险境。可袁世凯仍不肯放过，又派遣一个剧作家叫刘麟的渡海侦察程家柽的行踪。刘麟是一个宣扬教化的人，当我祖父知道他到达日本后，便邀请黄兴、宋教仁主动找刘阐明革命道理，指出革命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此乃天经地义之事，革命者有复国保民的大功，没有丝毫罪过。袁世凯卖身投靠清廷甘愿作其鹰犬，他才是天下之大奸，民族之败类。孰是孰非，想君定能判明。刘麟听完后十分感动，说：“若不是各位开导，我几乎作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从此刘麟绝足不登袁氏之门，平日则以演剧自娱。后来这位刘麟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沪军之役以及山东登黄之役中，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祖父程家柽在侨居日本西京下鸭村时，参与策划了镇南关、河口两次起义，还与有关同志一起，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保证了两次起义的物资需要。

　　1909年1月满族权贵排斥袁世凯，以他患有“足疾”为借口，将袁赶回河南老家“养病”。祖父程家柽由日返京，应陆军部之聘任编撰陆军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这时仇视革命党的袁氏爪牙史伯龙担任侦探长。此人奸诈狡猾，残酷迫害革命党人。祖父痛感要开展革命活动,就必须先除去这个清廷的鹰犬。恰好有一案件与史伯龙牵连，程家柽就叫民政部高等警察科科长朱君伟（同盟会员）将史的弊端密告善耆。善耆听了颇怒，叫朱进一步密查史的行为。于是我祖父代朱起草调查报告，用严厉的词藻将史的罪过揭露的淋漓尽致。报告送上不久，史伯龙即被解职，驱回原籍，从此解除了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在此期间，祖父程家柽以自己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与白逾桓等秘密串联，为武装反清筹措资金。1909年9月，革命党人李书城、孙元获得日本国图籍数十种。祖父与熊成基密商，准备以百万元的出价卖给俄国。这笔交易刚要谈成，熊成基被长春人臧冠三出卖，于1910年10月被捕。在熊的住处查出孙元与他的来往函电，清廷便下令追捕孙元。祖父程家柽得讯后，冒着生命危险急往北京孙的住处告知，使孙元迅速出走天津，藏于孙毓筠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