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辛亥志士柏惠民先生

　　柏惠民，字筱馀，一字效愚。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二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二），生于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因祖先数代编织簸箕积累了资金，进而经营商业起家。满清时代，柏家在上海、汉口、成都、重庆、甘肃及西安、三原等地都开有商号，经营着京广杂货、钱庄、药材、当铺等，成为当时泾阳县的巨富之一。

    　柏惠民的父亲柏森，字子余，是清朝的贡生、中书科中书。早年，子余不惜优礼重金，为惠民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诲启蒙，传道授业。一九〇四年，惠民入三原宏道学堂学习。

    　一九〇五年秋，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日本回陕，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使惠民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迪。此后，他关心时事，阅读《黑奴吁天录》、《孙中山小传》、《铁券》等进步书刊，常和好友姚文山、高季维等一起探讨富国强兵之道。一九〇六年井勿幕在三原首次召开陕西同盟会员会议，经井勿幕介绍，惠民加入了同盟会。

    　一九一〇年井勿幕再次从日本返回陕西，策动举义，柏惠民迓井至其家，在自己的花园“水榭亭”，聚集了陕西同盟会许多重要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运筹大计。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分析了陕西的革命形势，草拟了具体行动计划，制定了章程，确定了通讯方法和暗语，编写了革命歌谣。“水榭亭”会议时经二十余日，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柏惠民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不但躬与其盛，极尽东道主之谊，而且意气风发，信心益坚，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和赞誉。因而，当会被推选为渭北会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宋向辰、井勿幕、邹子良），督导各县分会之成立。会议之后，惠民与西安的郭希仁、张翔初、李桐轩等取得联系，统一了陕西辛亥革命的行动。为了联络同志，发展革命事业，惠民出银五千两，在三原创立了“勤公社”，并推由纪时若、张立卿、王治平等负责招待来往的革命人士，发放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不到半年时间，富平、礼泉、户县、兴平、武功、泾阳、三原、耀县、白水等地都纷纷成立了分会，会员达千人以上。当时，由于武装力量缺乏，经研究决定：由西安同志运动新军，渭北同志联络刀客（精通武术仗义行侠之人），建立武装组织，以抗拒满清官府，其经费均由惠民资助。 后惠民又捐现金五千元，交由邹子良、王守身在马栏山开矿炼铁，铸造手榴弹。

    　是年六月，以井勿幕为首的同盟会员与以万炳南为首的哥老会、慕新会、新军等，在西安大雁塔举行歃血订盟大会，讨论革命之进行步骤。因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惠民闻讯后，慨然赋诗：“仗剑独立感慨多，吾侪壮志共消磨。赴汤蹈火男儿事，不取自由奈何时？”表达了他推动（号召）革命运动的急切心情。

    　一九一〇年，陕西咨议局成立，惠民被选为陕西咨议局议员。该局举行开幕典礼时，西安府官吏传输议员，必须站班侍奉，惠民首先反对，他说：“我们代表民众意志，不是府僚属员，为什么站班侍奉呢？”当即愤而辞归。同年秋天，同盟会将要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派刘一峰来陕策动响应起义。一时风声传播渐大，被清政府官吏闻知。当时陕、甘两省的都督升允，借口来三原视察，一方面暗示惠民舅兄胡平甫说服惠民“改邪”，一方面密派特务侦察，惠民为避免不测，决定挟资出游。

    　一九一一年二月，柏惠民偕同高又明、王悟尘、王麟编赴沪。途径河南洛阳时，见其地所造武器精良，便以习武防盗为名，订购梭镖千支，马刀千把，来复枪百支运回陕西，分别存放于三原和耀县的药王山（同年十月，井勿幕领导的渭北民军起义，就是用这批武器战斗的）。嗣后，惠民从汉口沿江东至上海，沿途与各地同志交游。到达上海后，捐银八千两，支持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馆，扩展业务，宣传革命。四月，惠民又捐银五千两，交由张奚若购买枪械、子弹。因恐运输不便，改买黄色炸药和革命书籍运回陕西。上海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美担任了都督，一时百废俱兴，人心振奋，可是军政费用却异常不足，惠民慷慨捐银一万两，交上海都督支配。西安光复后，东西两路战事告急，民军枪械、弹药严重不足，惠民闻讯，慨然以他的全部家产作抵押，请于右任先生介绍，在上海外国洋行购买步枪一万支，大炮四门，子弹数十万发，支援了陕西革命，使陕西军民士气大振，危难得以解除。此款一十三万元，后虽由军政府如数支付，但在革命尚无把握之际，先生慨然以家产作质资助革命，其豪侠气概实属绝无仅有。

    　柏惠民竭力尽心党务，热心革命事业，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〇八年，当井勿幕从日本回国时，孙嘱咐井回国后工作若有困难，可找惠民商量解决。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曾对有关同志谈话时称：“惠民年仅二十二岁，胆略过人，慷慨激昂，不惜牺牲”，并手书“博爱”二字赠于惠民，以慰勉之。

    　柏惠民不仅竭尽全力投身革命活动，而且对国家、民族的公益事业更是热心赞襄。一九一二年五月，惠民先生派王悟尘身负机密使命回陕，并嘱咐王到其家取银五千两，用以救济泾河沿岸遭受水灾之人民。同年，安徽沿江数十县因暴雨袭击，成了水乡泽国，惠民又捐金三千两，派人分路救济灾民。时又逢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以身殉国不久，许多在广州求学青年学生纷纷退学，各回本省推进革命。先生按规定日期，在上海克复学报社招待陕、甘、川籍学生，酌情资助了路费，并联合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地在沪同人，组织同乡会予以声援。先生又与赵菊樵、励树雄、徐郎西组织“平民救济会”，提倡工人储蓄，用以救济贫危。

    　惠民对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清光绪年间，陕西遭受饥饿灾荒之后，大量青少年辍学。惠民以自己力所能及的私财，当即在本村兴办了效愚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各一所，在泾阳桥底镇创办了惠民高等小学。这些学生所用的课本、文具、制服等，全由柏家发给。此外，惠民还在西安开办了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在三原设立了英（语）、算（术）专修学堂。同时，惠民又捐金万两，作为泾阳的教育经费基金，用以扩充校舍、购买设备之用。 对于柏先生这种热心兴学、赞襄教育的精神，当时的泾阳县令蔡元儒和陕西巡抚曹仲铭，分别给先生挂以“文明先导”和“信古好礼”的匾额。并为先生捐款兴学，特专折保奏清廷，奉旨赏戴蓝顶花翎，加封道员衔。当人们都以此向先生祝贺时，他只是一笑了之。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惠民闻之义愤填膺，加之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惠民好友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凯杀于上海车站后，惠民悲愤异常，遂改柏氏花园“水榭亭” 为“隐忧亭”，邀于右任题写亭名，以寓怀念宋教仁之意。于同年十一月，含痛返里，积愤成疾。

    　惠民之家，因有祖辈的精心经营，曾于外地和内地，设有不少商号，由于时逢国运失泰，时局动荡，所有祖遗商业，先后濒于破产。因此，一度众所周知的巨富之家，旦夕变为清贫之户。随之债台高筑，家境一落千丈。一九二八年，仅四川天成德商号，就欠三原忠信魁款八万七千四百两白银（折合银圆九万个）。同年七月忠信魁经理杨惠亭勾结贿通当地驻军魏凤楼，串通三原县长马某，以“拉票子”为名，讨还债务，于三原将柏惠民逮捕入狱，毒刑逼债达八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经省府建设厅厅长田雄飞（曾被惠民资助在日本留学）出面说情，变卖各地商号余产、房产，还清债务，被保释出狱。后来，陕西、甘肃商号先后倒闭，汉口商号存货又遭回禄之灾，付之一炬，四川商号纷纷歇业，上海商号负债累累。惠民困守家园，艰苦备尝。在此水深火热之际，家里的藏物楼又被火焚，多年积蓄化为灰烬。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惠民身患痿痹，全身麻木，终日不语，病卧兴平，出入皆需人搀扶。于右任曾去探望，但爱莫能助。后来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政务，方迎惠民至西安，予以参议名义，月送二百元，以维持其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柏惠民在西安六谷庄居住，生活更为艰难。亲友观之，无不为其感慨不已。他反而安慰亲友说：“你们没有听到老百姓哭天喊地的悲泣声吗？我比起老百姓来，还是处在天堂呀！”遂吟道：“天地为庐舍，精神寄太虚，形迹虽萧条，吾乐亦如昔。”有一次邓宝珊和几个老朋友去探望他，他照常询问国家大事，对抗日战争极为关注，闻胜则喜，闻祸则忧，对私人的事却一概不提。后因病势日重，身体日衰，遂又返回故乡静养。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惠民病逝，终年五十三岁。时局国民政府颁令褒扬。

　　(作者柏仲英系辛亥革命前辈柏惠民之长孙女，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直属文史馆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