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父江炳灵

　　先父江炳灵（1885—1972），字庆林，湖北沔阳县下查埠人。先父十岁时祖父便病逝。先父兄弟四人，他为长子，最小的叔叔当时还在襁褓中。由于早年丧父，维持家中日常所需都极为困难，仅靠曾祖母与祖母纺织﹑耕种为生。依靠亲友的照顾，先父才在免交学费的条件下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在祖父病逝后也算家里半个顶梁柱,农忙时即在家种田，帮助祖母料理家务。

    　1904年，先父19岁，便到武昌省城加入湖北陆军马队十一标一营当兵，不到一年被挑选进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之后三年间他不仅学习了一些军事常识，而且养成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1909年，他从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后仍回到原部队。该学堂由于与社会接触面较广，传播革命思想也更为方便。先父先后参加了自治团、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活动。共进会成立后即加入了该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革命组织，先父时任马队代表。

   　 辛亥武昌首义后不到一个月，先父即任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议，授骑兵上校衔。1912年初，黎元洪曾委任先父为骑兵团长，但鉴于湖北政局已发生变化，革命党人不易立足，先父决定不就任，并辞去都督府军事参议职务。同年他被派往日本学习陆军，先在日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一年，为进入军队做准备。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这件事震惊全国上下。江西﹑安徽﹑上海﹑南京﹑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纷纷率军讨袁，这便是近代史上所说的“二次革命”。当时先父与祁国钧、吴文陆等五位同学潜回国参加讨袁斗争。当时居正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议，先父在那里参与工作。吴淞讨袁失败后走南京，此时何海鸣继黄兴之后任南京讨袁军司令，先父和湖北的革命党人如熊秉坤、梁钟汉、祁国钧等一同到何海鸣处参与军务。不意北军以大军压境，敌我兵力悬殊，浴血苦战到九月南京完全沦陷，先父等人只好返回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先父同祁国钧到东京葵桥拜见孙中山表示愿跟随他再举革命。孙中山见先父和祁国钧态度坚决，非常高兴，接着便叫先父填写了入党誓约，并介绍30余位革命同志入党，如阙龙、张伟、祝炳奎、徐绍儒、高建瓴、蒋静波、汤瀚、吴文陆等。这些同志在各地先后发动反袁斗争，又因失败而先后牺牲。反袁失败后，反动派势力更加嚣张。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肆无忌惮写秘密报告提“乱党”名单，想方设法置革命党人于死地，就连逃亡国外的人也不放过。袁世凯命令黎元洪撤回湖北留日陆军学生。1913年12月电报到了日本，同学们只好打点行装回国。先父和祁国钧离开日本时，同往孙中山处接受指示。孙先生勉励先父抱定革命宗旨，不放松任何机会给反动派严厉回击。

    　12月下旬先父一行抵达上海。有人告知先父宜避风险，他认为革命者应当无所畏惧，便不甚在意。12月19日，先父到达汉口，30日在汉口打探消息，结果与上海友人所谈大致无殊。祁国钧主张暂不赴都督府报到，先父则认为，如能突破这一关，对未来的革命活动不无便利，祁国钧不再坚持己见。31日一早，祁国钧同先父往都督府报到后，接下来的一些迹象令先父生疑。先父见情况有些不妙，突然起了乘机逃走的念头。但门禁森严怎能越出陷阱呢？先父见房内穿衣镜后有一扇小门，乃打主意从此门逃走。先父先在室中佯装踱步，乘卫兵不注意时暗抽其闩，如是往返数次，闩已抽脱。这时已是下午5时，先父看卫兵似不甚注意，排长又不在侧，大起胆子打开穿衣镜后的小门一跃而出。门外系一短巷，穿过短巷又开一门，门外有墙，几经周折始至都督府大门。为避免门卫怀疑，先父故作来宾出门状逃过门卫视线，始放开脚步匆忙逃走。是夜先父住在友人朱树烈家。据说先父逃出后不到五分钟，其余四人即提交军法处了。先父从汉口搭轮到上海时，祁国钧被段祺瑞杀害的消息已见报章，汤瀚﹑蒋静波﹑吴文陆被囚禁（袁世凯死后始出狱）。先父被剥夺军职并遭通缉，无奈之下，他只得辗转由上海逃往日本。到日本后，先父向革命党办事处报告了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革命党办事处命先父到东京大森军事学校去学习。这所学校是中华革命党托日本朋友开办的，由几个日本老军人作教员。来学习的大都是从中国逃往日本的青年军人，其中陈铭枢、施方白都在那里学习过。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先父奉中华革命党的命令回国，经上海回到武汉。1915年4月，孙中山委蔡济民为湖北讨袁军司令，先父任副官长，在湖北各地组织力量进行反袁斗争，直至袁世凯身亡。解放前夕，先父与张难先、李书城、聂国青一道为武汉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些舆论和组织工作。

    　武汉解放后，先父任湖北省民革筹委（省民革成立后，担任副主任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湖北省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及省政协委员，本文作者与父母亲留影195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先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厅副厅长。后又历任交通厅厅长、公路厅厅长、省参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2年10月16日，先父因病逝世，享年87岁。先父前半辈投身于推翻清朝及反对军阀的伟大革命，常出生入死、置生死于度外，不屈不挠、不避艰险、视死如归，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同那些为数不多的跨越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而又能与时俱进的先贤一样，他的精神、品质、风范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此篇为胡香生先生协助组稿，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