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陕西、山西两省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后团结战斗(8)

　　秦军在运城作战勇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运城光复的第二天，即以秦陇复汉军河东招讨使的名义出布告安民，并将库存白银十八万两，交地方人士芮城张东生经管。在讨论组织地方政府问题时，井勿幕、陈树藩均表示：我等客军，不能管理地方事务，应由当地人士维持地方。井勿幕私下还对景梅九说：“潼关战事愈急，我要班师回秦！客兵久扰河东，我心不安，乘此机会，全数退出，可免许多交涉。”[33]故当升允率清军由甘再次侵陕，陕军政府飞调井、陈班师回援之时，河东各界欢送陕军出境，并以报酬陕军援晋名义，赠潞盐600万斤。

　　其后河东防卫即由晋军独立担当，并对潼关陕军提供必要的支持。后甘军围攻咸阳，进逼西安，秦请晋援，温寿泉即选拔精锐混成一团，躬亲督师到达永济。渡河之际，升允闻风引军退，温遂班师。“山西以三镇卢永祥之兵过韩侯岭，赵倜之毅军攻茅津渡，我李鸣凤之陆军、张士秀之游击全军遂于北岭南河，分头抵御，虽兵少械窳，但奋勇可用，且与豫西、陕东夹河为犄角之势，直战至共和宣布后月余始止，牵制甘军、毅军、各省防军及北洋陆军六镇之半于北方，使不得倾巢南犯，西北同志之艰苦奋斗，功亦不在小也。”[32]

　　这是秦晋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下的又一友好篇章。在半年时间里，秦晋两省民军如此紧密联合频繁相互支援，在其他地区实属少见。这种联合行动，对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牵制敌军，支援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对于秦晋两省的革命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辛亥革命军事斗争经验增添了新的内容。现在回顾这一军事斗争史上的壮观景象，对井勿幕、景梅九为代表的秦晋两省革命党人在军事联合战略上的胆识、襟怀和魄力，我们不能不深为感慨并表达由衷的敬意。

　　陕西虽僻居西北，经济发展落后，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关中地处要冲，崤函千叠，终南横亘，陇山六盘，自古天险之地。“夫陕西者，西南各省之保障，东南各省之犄角也。失其保障则势危，丧其犄角则势孤。”[34]井勿幕带领陕西同盟会人，多年苦心经营，终将陕西建成为同盟会在北方的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陕西能与湖南同日率先响应武汉，“东出潼关，渡河援晋，吸引清军西向，减轻武汉压力，南断清军之後，北胁京畿安全”[35]，对辛亥革命全局影响极大；“使革命势力，东北越黄河，促进山西革命之发展，东出崤函，可俯南下清军之腹部，而扼中原清军之咽喉；东南下荆襄，可予阳夏间清军以严重之威胁。故陕西举义，于当时革命策略上、军事计划上，均有莫大之协助，推厥首功，勿幕之力也。”[36]两省革命成功，直接威胁清廷京畿安全；两省军民又并肩团结战斗，抗击清军主力的疯狂反扑，牵制清廷省防军和北洋六镇之半于北方，使其不得倾巢南犯，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全国革命。秦晋两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对“南呼北应，中路突破”方略的最佳诠释，两省同志对革命大局和时机的把握能力，以及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不屈精神，将永载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三、二次革命、讨袁护国和反段护法

　　“辛亥以前，北方革命分子多加入同盟会：尤以留日学生为最急迕，盖在日本亲受孙总理之指导与革命空气之激荡。归国后加入新军与教育界者为多，散布革命空气，组织进行革命。故辛亥革命以新军与知识分子为主干。民国元年以后，一部分新贵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走了军阀官僚的道路。”[37]秦晋两省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大部分继续在二次革命、讨袁护国和反段护法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少数人则立场动摇，态度消沉，甚至演变为政治、军事战场上不共戴天的敌手，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1、二次革命和华山聚义中的革命党人

　　袁世凯背叛民主共和的窃国行径，革命党人早有警觉，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依靠国会和《临时约法》与之斗争。1912年春，井勿幕、陈树藩等就与山西同志王用宾、李鸣凤、张士秀等密商：“谓袁不可靠，终有二次革命之举，山陕阎张两督，为保持地位计，恐将附袁。应以李鸣凤旅驻运城，陈伯生旅驻同州，紧相联系，为监视山陕两省行动之主力，兵员不难充足，最难者枪械耳。”[32]他们决定：利用“潞盐”筹措购买枪械的巨额经费。当时“河东盐务，袁政府尚未顾及，仍由观察使张士秀管制，此盐引岸为山、陕、豫各半省。军兴后运销失常，陕岸概为土盐侵占，产运两商俱请求恢复，于是以报酬援晋及恢复引岸之名义，不收任何税款，赠送井、陈部潞盐2000名（每名三万余斤），俾以政治力量推销原岸，销盐所得之价，概汇上海，购买械弹，分给陈、李两旅，以厚实力。”[32]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阎锡山得知此事乃急“设筹饷局于运城，派南桂馨为局长，名为筹饷，实则谋破坏山、陕同志联防之局面也”。[32]1913年1月，阎、袁勾结，以“河东独立”罪名，派河南毅军逮捕李岐山、张士秀，押送北京。原定分给陈、李两旅的那批械弹，已于民国元年底购运到货，只因河东张李案发，遂全为陈树藩部所得。“后陈树藩凭此驱陆建章，陈部胡景翼、岳维峻又组织靖国军驱陈，及胡、岳出驻平汉路上，与冯玉祥，孙岳组织国民军倒曹辊，亦皆得此批械弹之力不少。”[32]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凶手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孙中山、黄兴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七月，李烈钧江西起兵讨袁，南京、广东党人起义，各地党人纷纷南下。但因计划不周，仓促起事，很快便失败。孙、黄和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海外。

　　当时为了揭露“宋案”真相，景梅九曾在《国风日报》上刊登了一幅佚名挽联：“前年杀吴禄祯，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袁世凯闻之大怒，即令逮捕了《国风日报》编辑郭究竟、经理裴子清。景梅九愤然致书官庭曰：“此报经理编辑主任，全由鄙人负责，不能推诿于别人。如谓议员不能逮捕，即辞议员职以俟。鄙人之举纯为服从良心之命令，不然岂肯代人受过，自蹈危机。”[38]袁世凯无奈只得释放裴、郭。景梅九为救同志于龙潭虎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博得国人赞誉，却招来袁世凯更大的忌恨，袁竟于1914年解散国会，密谋缉捕景梅九，景遂离京到达太原。此时阎锡山已倒向袁世凯，景梅九只好又潜避于陕西三原清凉寺，奔波于西安、三原、富平、白水各地，与王祥生、李歧山、邓宝珊、续范亭等会盟于白水曹俊夫家，组织西北护国军，与孙中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南北呼应，共谋讨袁。二次革命之后，曹世英、王幹丞等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即回陕组织渭北讨袁军；邹子良、马开臣等也发动倒袁运动，失败后被陕督张凤翙杀害。井勿幕亲约刘允臣同赴汉口与曹印侯共谋讨袁，因曹被捕入狱，计划未能实现。[39]当时袁世凯的窃国嘴脸尚未充分暴露，“人心不起，时未可也，吾辈静以待之耳”[40]。井勿幕也暂避日本，旋即返回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