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与几位传奇人物(6)

　　然而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李杜是由冯雪峰和董健吾于1945年介绍入党的。当然，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党员和组织失掉联系后，重新入党的事也是常有的，但冯雪峰在1968年3月2日的回忆（《百年潮》2010第二期）却否定了这一说法。冯雪峰是1936年4月中旬离开延安，于4月25日到达上海，不久就与李杜见了面。下面是冯雪峰的回忆：“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有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按：毛岸英、毛岸青）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找到关系同莫斯科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是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象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既然此后再没有联系，何来1945年介绍李杜入党的事呢？至于董健吾1945年是否到过重庆（当时李杜一直住在重庆），是否介绍李杜入党，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李杜此次去法国，是想以出洋考察为名，后转道苏联，再潜回东北，然而却未获得苏联的护照，回东北抗日的愿望落空。在巴黎滞留了一段时间后，怅然回到上海。

　　1938年，上海沦陷，李杜迁居重庆，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的工作。令人气愤的是，李杜的抗日活动为蒋介石所不容，虽然于1941年授予他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的头衔，但不久却查封了他设在重庆的抗联总指挥部，并派特务监视他的活动。李杜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授予马占山东北军政副长官称号及上将衔，赴东北接收，而对李杜，不但不给予任何职务，而且限制他的行动。所以李杜再也未回到东北，一直蛰居于重庆。

　　建国后，李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市第一届政协常务委员委员。1956，李杜病逝于重庆私邸，享年76岁。一位传奇的爱国将领从此长眠在巴渝大地上。

　　巾帼英雄胡济邦

　　胡济邦，浙江永康人。1927年，16岁的胡济邦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奋起反抗，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此时的胡济邦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抵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参与了示威游行。

　　1932年夏，胡济邦因参与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便奋然北上，到北大旁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33年春，胡济邦与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王枫等组织南京读书会，以读书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她经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的四哥胡济时的介绍，以家庭教师的身分进入俞大维的公馆，教授俞家公子的英语。俞大维是兵工署署长，经常参加蒋介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王昆仑指示她，对俞大维的起居行止要多加关注，借机获得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位年轻貌美、落落大方的家庭教师，很得俞家人喜欢，而俞大维对她也并不防范，言谈比较随便，视同家人一样。一次，刚从庐山一路风尘回到南京家中的俞大维，不无得意地对胡济邦说：“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济邦细细一想，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队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然后将情报送到南京正元实业社（党中央特别科），后转到李克农手里。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是如何弄到这些绝密材料的。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的举荐，以及俞大维和胡济时的从旁相助，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1934年春，胡济邦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卢涛（又名卢志英。革命烈士，1948年12月被活埋于南京雨花台）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王昆仑找到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去苏联的护照，无疑是自投罗网。因此有些共产党人想到从满洲里或新疆偷越国境，那也十分危险。要是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王昆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当王昆仑遮遮掩掩地说明来意，胡济邦莞尔一笑，打趣道：“堂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王昆仑如释重负，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能拿到护照。16本护照到手，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更具风险的是要把护照从南京安全送到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从内线传来的消息：王昆仑已被戴笠列入黑名单，具体的监视任务由沈醉负责。但王、胡二人十分机警，避开特务的监视赶到接头地点，将护照交给组织。此事给当年的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济邦、王昆仑：“多亏你们弄到了出国护照，保证了一大批赴苏同志的安全。”

　　1935年夏，卢涛被捕，胡济邦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很焦急。同年8月，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决定在无锡太湖边王昆仑父亲的别墅万方楼以品尝无锡水蜜桃为名，举行会议。万方楼会议，是应中共上海文委曹亮的建议，由上海文委、文总和南京读书会共同召开的。主要是交流上海、南京两地抗日救国活动情况，商讨今后的工作方针、步骤和方法。出席会议的有沪、宁、锡三地的读书会骨干20余人。上海文委的钱俊瑞、曹亮、陂波儿、沈兹九、徐雪寒参加了会议。胡济邦和王昆仑、曹孟君、孙晓村、王枫等，则以南京读书会代表身分参加会议。由此，胡济邦与上海方面的曹亮、钱俊瑞等建立了工作联系。王昆仑特别向曹亮介绍了胡济邦在南京的政治表现，建议组织吸收她入党。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胡济邦由卢涛介绍入党，王昆仑是不知道的，胡济邦也不会向第二人提及此事，所以有“建议吸收她入党”的说法。曹亮将上述情况向当时的领导黄申芗报告后，黄表示完全赞同。

　　1935年冬，胡济邦前往上海找到曹亮，所谈情况与王昆仑介绍的有些不一样，胡济邦是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而不是申请入党。她说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只是因为卢涛被捕而失去了联系。其时，黄申芗任武装自卫委员会交际部部长，曹亮为副部长，这个武装自卫委员会是党的外围抗日组织，黄、曹二人代表党领导该组织从事上层情报工作。“当年，黄申芗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党内老同志，代表党组织，亲自与胡济邦进行过两次谈话。当时党内情报系统的机构，有的已撤离上海，一时找不到胡济邦原有的组织关系，黄申芗根据对她的了解，报请上级批准，决定重新吸收她为中共党员。当时党在白区，入党没有其他严格手续，但为郑重起见，仍然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公共租界内的长安旅馆，当时胡济邦所住的旅馆，由黄申芗同志代表党组织，曹亮作为介绍人，宣布吸收胡济邦重新入党，并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引自《改写新闻史的胡济邦》）

　　胡济邦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每时每刻都不放过为党工作的机会。这时，刚好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有一空缺，胡济邦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如果趁此机会去苏联，那将可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她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将这一想法向组织作了汇报。经王昆仑领导的南京读书会研究同意后，报曹亮、黄申芗批准，同意她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分去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工作。党组织认为这个机会难得，位置重要，对党的事业很有利，由曹、黄二人给她交代了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并介绍与不久将去苏联的贺昌炽夫妇见了面，告诉胡济邦，她的组织关系将由他们带去，双方约定彼此在莫斯科见面（因当时有国民党的驻苏总领事与胡同船，组织上考虑到如让她自带组织关系很不安全）。此外，组织上还介绍与在上海的夏衍、杜君慧、罗琼、沈滋九等同志见面，这些同志见胡济邦能公开地以合法身分去苏联，十分高兴，都要求她到莫斯科后用公开身分为中苏文化交流做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