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与几位传奇人物(3)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地下组织对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加紧发展关系，打入敌营，以获取更多的情报。王绍鏊积极物色人选，派人打入伪财政部。后来这位同志当上了盐务署长，王通过这位同志搜集情报，筹措经费。同时王绍鏊还在吴江的太湖河网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日伪军，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二百余人。以后由于内部出了叛徒，遭到围歼，队伍被打散。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刘少文从安全考虑，建议他暂时离开上海去香港工作。

　　1940年初，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这一段时间，他深居简出，除了和相关同志交换情报外，基本不与外人接触。

　　1942年春，潘汉年派人通知他回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化名“老太爷”的人。“老太爷”真名叫张唯一，又名锦荣，湖南桃源人。1928年初至1933年底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35年2月不幸被捕，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多次交涉，才释放出狱。以后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负责情报工作。1938年秋至1942年5月，辗转于香港和上海之间，协助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和国民党、敌伪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到达上海后，张唯一便隐藏在王绍鏊家中，这所普通民宅便成了秘密联络点和活动场所。“老太爷”接延安指示，需再设立一部电台，请王绍鏊帮忙物色一个可靠的技术人员。王找到毕业于交通大学机电系的陈鲲，陈技术水平高，人也可靠，很快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台收发报机，和苏北建立了联系。

　　1945年冬，“老太爷”张唯一离开上海，地下党又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王趁机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开展民主运动。张执一十分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绍鏊经常找同一里弄的张纪元、赴朴初、林汉达等人聚谈。以后又扩大到工商界人士、文教界学者、以及沪上名医等。他们聚谈的中心话题是抗战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认为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推举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意见书》拟好后，广泛征求了马叙伦、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傅雷等人的意见。经过几次座谈，决定着手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王绍鏊将座谈的情况向组织汇报后，张执一指示他要协助马叙伦将这个组织建立起来。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宣言。这份宣言基本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讨论修改而成的。

　　1946年6月，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上海各界组织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地下党指定张执一在党内担任欢送请愿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欢送大会，欢送马叙伦、雷洁琼、胡厥文等赴南京呼吁和平。王绍鏊、陶行知同为大会执行主席。会后，与群众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年底，国民党决定召开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民进等十一团体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召开伪国大。王绍鏊还在民进召开的大会上应邀演讲，以自己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伪国大的欺骗性。

　　而黄申芗在上海租界论为孤岛后，则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专做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他组织了一个诗社，与他常有唱和的江眉仲、孙华复、袁巽初、余越园、陈屺怀等，皆为一方名宿。如袁巽初，是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清末任过督练公所总参议。蒋介石赴日留学，“曾受其试，称弟子焉”。著有《巽初词》。余越园，名绍宋，又字樾园。清末入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后历任司法部参事、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教授等职。擅长金石书画诗词。著有《书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寒柯堂集》等。陈屺怀，名训正，是陈布雷的堂兄。早年东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及社长、浙江民政厅长、杭州市长。著述十分丰富。1941年底，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侵入上海租界，加紧了对上海人民的血腥统治，抗日斗争进入更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黄申芗的健康情况每下愈况，1941年冬竟一病不起，于1942年春去世，时年58岁。

　　建国后，一些曾和黄申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每提起黄申芗，总是感慨不已。黄自1900年从事反清活动，历经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无役不从，直到抗日反蒋，为革命奋斗了四十余年，却未能见到新中国的诞生，所以大家都为他惋惜。1951年，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长的张执一曾致电华东局相关部门，明确提出,“应追认黄申芗为烈士”。后因各种运动高潮迭起，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1955年，张执一同志又旧事重提，并写信给相关的同志，如王绍鏊、王学文、项与年等，要求出具证明材料。王绍鏊曾于1955年8月9日复信张执一：

　　执一同志：

　　手示迟复为歉！

　　申芗同志革命事实我所知亦不多，因当时领导俱属单线，事不干己，即不顾（过）问。申芗同志组织的某社，即我两人参加的社，但我竭力回忆，竟想不起该社的名字来了，广泛地网罗了青红两帮许多爱国分子，以及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能替革命开辟广阔的统一战线的道路。五圣山的高汉声（即高振霄，参加过武昌起义）等均受申芗的领导，兄所深悉。

　　除此之外，申芗同志还通过曹亮同志或者杨东莼同志，随时向救国会有所贡献。但其详情，我亦不得而知，惟救国会拟向广州迁移时，曾通过我和陈济棠拉拢，申芗亲到广东和陈济棠晤面。又介绍邹韬奋、陶行知两同志晤陈，共同决定救国会移设广州。因我在赴晋途中被捕，以后事我就不清楚了。

　　七七事变后，申芗同志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但知他在做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刘少文同志应知其详。又闻救国会时期，王学文、钱俊瑞等同志均和申芗同志有往来，询他们便知其细也。

　　专此布复，致以

　　敬礼！

　　王绍鏊  195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