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革命先辈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中，有不少革命精英的身影。

　　马叙伦：北京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州人。现代学者、书法家。曾任《东方杂志》《新世界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1949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蔡元培因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义举和积极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军阀政府忌恨，被迫于5月9日辞职出走。这一切，使马叙伦极为愤慨。他毅然放下兴趣正浓的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

　　5月9日晚，北京大学教职员为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留蔡元培校长，召开全体会议，成立了教职员会。大家一致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挽留蔡元培。马叙伦还被推举为教职员会的书记，后任主席。5月11日，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成立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选马叙伦做书记，后任主席。马叙伦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爱国运动上，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还为北大教职员会、北京教职员会联会起草了大量宣言、声明、抗议书。他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和挽蔡斗争的重要力量。

　　为营救被捕学生和请回蔡元培校长，马叙伦还率领教联会20名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争取社会與论广泛声援。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示催促蔡元培返京复职。

　　斗争获胜后，蔡元培因病仍未回校，而派他的学生蒋梦麟暂代校务。蒋梦麟在北大没有工作基础，马叙伦主动为蒋梦麟疏通，铺平来校工作的道路。此举，蔡元培极为赞佩，8月9日，给马叙伦信说：“彝初先生左右，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众口同声，弟闻之不胜钦佩。”

　　蓝公武：主办《国民公报》密切关注五四运动

　　蓝公武（1887—1957），祖籍广东大埔，客籍人。早年留学日本，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社长职务。

　　1919年5月2日，《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同时发表的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其作用尤为巨大。林长民为大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他出面证实了巴黎和会外交已经失败，从而激发了北京爱国学生极大的义愤，导致了5月3日晚间在北京大学的集会和5月4目的游行示威。所以《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发表林长民的文章无异于点燃了五四学生示威运动的导火索。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每天的报道中心都是这场爱国运动。它不断地发表评论，为学生爱国行为叫好，抨击北京当局的镇压措施。蓝公武和报社成员还时常到街头为讲演学生送饭送水。北京警察奉命驱赶和逮捕讲演学生，国民公报社的人员就在街角搭起席棚，外面写上“女厕”，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躲避警察的场所。后来，大批学生被警察拘禁起来，蓝公武同报社人员一起打起写有《国民公报》的灯笼，抬着食品，大张旗鼓前去探望，不仅鼓舞了革命学生的斗志，还壮大了群众运动的声势。

　　6月13日，《国民公报》首先刊登了蓝公武所写的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并加按语说：“陈君为新思想界负有盛名之人，故最遭各方面之忌然。逮于学问、淡于名利如陈君者，尚不免遭此辱，则社会上知名人士，恐人人自危矣！”京师警察厅对此十分恼火，《国民公报》受到严厉警告，后因坚决支持学生运动，在1919年10月被封闭。社长蓝公武事前得到消息，逃往上海避难。

　　屈武：“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屈武（1898—1992），陕西渭南人。曾任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等职。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14日，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中旬，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他们化装离开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即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生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第二天在怀仁堂接见了屈武等学生代表。但代表们对徐世昌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对此，徐世昌竟毫不动心，拂袖而退。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史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

　　史良：领导女师护校运动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联合各种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担任理事，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法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各省市，形成巨大的声势。常州的学生也掀起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来响应五四运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女师和男师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开会，正式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史良被推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据史料记载，在这场运动中，史良和她的同学们在公园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诸女士演讲甚恳切，听者无倦容”（《记昨日城区之演讲》，武进《晨钟报》，1919年5月26日）。

　　当时，常州的封建保守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大本营曾策划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校长，停办女师。县知事公署一边准备公函，呈请江苏省教育厅核准，一边把停办告示贴在女师校门口。

　　史良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告示撕下后，起草了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文稿和《敬告各界》的公开信，又带领同学大闹县署，致使县署暗中把史良的父亲抓去威胁。史良闻讯，赶到县署，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据理力争义正词严，迫使县署备车将其父女俩送回家。此事当时轰动了武进县和常州城。武进《商报》的1921年《辛酉大事记》中记载道：“3月8日，学生史良等挽留刘校长”；“5月17日，学生代表史良等十余人赴县谒姚知事”；“7月17日，学生史良等三十余人赴县署要求收回徐蘩任令”据女师校史记载，校长虽未能留住，女师却得以保存。史良领导的护校运动，是争取和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的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史良曾回忆自己五四时期在女师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了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吸引着广大的青年，我也被它吸引了。我常常看当时流行的一些书刊，如小说《夜未央》，期刊《改造》等。”

　　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报人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京报》创办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之一。1926年6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杀害。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报人”。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文章，指出：“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呼吁“吾人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在这晴天霹雳下，中华民众纷纷痛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各种社团也纷纷召开应急会议，力谋补救，《国民》杂志社便是“出力独多”的一个。

　　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由邵飘萍向学生报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决通电各省于5月7日同时召开要求政府拒签“和约”之国民大会的情况。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他秉笔直书，撰写《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在《京报》上不断揭露北洋政府袒护卖国贼的行径；警告当局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文章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

　　邵飘萍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重大影响，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久，段祺瑞政府得知他的下落，照会公使团引渡。邵飘萍靠朋友的帮助，化装出京，避至天津、上海，后又转奉天，并再次东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