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2)

辛亥革命网 2017-02-06 14:21 来源:环球网 作者:环球网 查看:

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中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的盛行,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革命的“黑道血统”

  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这不仅引起了朝野对革命党蔑视伦常的震惊——恩铭对徐一直提携有加,徐的暗杀名单更是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恩铭之外,徐锡麟还计划刺杀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1905年吴樾用炸弹袭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正是对体制内改革势力的定点清除。

  在辛亥风暴中,死于革命党之手的政府高官并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赵尔丰这样相当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实干者。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而端方因其相对卓越的才能和远见,早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端方曾提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见解,在革命党听来比政府内的保守派还要刺耳。

  为了争取资源,革命的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

  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会看来,对策动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们“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先后召集四川哥老会各个香堂的 “大爷”,举行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军的军阶军衔多不高,却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泽东曾经大不以为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早期文稿》)张太雷也说:“辛亥革命时的军队,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敌亦还差的远。”(《张太雷文集》)

  机会主义的争夺

  一场奉行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了其高举的意识形态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评价说:“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化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令同志成为仇敌。

  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

  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搞到兄弟靠不住、组织靠不住,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观。孙文也承认:“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致邓泽如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

  黄兴多年前就担心,良莠不齐的同志们会“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刘道一传》抄件)果然不幸而言中。民国前期各地的军阀混战,除了袁世凯的北洋系之外,大多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同志们在互相清理门户。

  而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在自传中说:“钝初(宋教仁)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黄兴)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

  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美国学者Meribeth Cameron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仍是人口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问题在于,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却因为高举着“共和主义和议会”的大旗,反而令这面大旗成了“狼来了”的虚假呼喊,这奠定了民国期间口号与行为相背、旗帜与方向相左的沃土。

  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这位敏感的思想者,捕捉到了革命风暴中的投机主流。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

  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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