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日记中的西安事变

　　冯玉祥日记始于1920年11月25日，止于1948年5月，是其夫人李德全女士1960年代初期捐赠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1992年1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五卷本《冯玉祥日记》，时间截至1940年12月，涉及西安事变部分尚属完整，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事件发生后的南京政府高层处置动态。

　　惊天巨变，南京躁动不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的专列缓缓驶出洛阳站。此时，寒冰刺骨的绥远百灵庙炮火连天，晋绥军官兵正与日本特务机关策划的伪蒙军展开殊死搏杀。蒋介石此前提醒傅作义：“百灵庙为日军必争之地，尽量增加兵力，严密固守，否则得而复失，徒损声威。”黄昏时分，专列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的临潼站停了下来，蒋介石住进华清池，试图以自己的领袖威望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坚持“剿共”战争“最后五分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抗日态度一贯坚决，夫人李德全为抗日官兵发起募捐活动，冯捐出一个月薪金，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风大雪之下，前敌将士如何困难，有百分之九十九是长江流域的人想不到的。”百灵庙之战获胜的消息传来，冯玉祥激动地写下遗书，期待有朝一日重上前线：“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

　　正当冯玉祥一心关注绥远抗战之际，突然爆出一条惊天大新闻。12月12日中午，辛亥元勋李烈钧急匆匆来到说西安发生事变云云。下午2时，老部下鹿钟麟也来通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另一位老部下熊斌出示了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旋即电告西北军系统将领宋哲元、韩复榘等小心说话为妙。还在商议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非正式谈话会，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明确主张和平解决，何应钦、朱培德、戴季陶、叶楚伧等提出使用武力。戴并建议“军事归何应钦管，”冯玉祥第一个反对：“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言下之意，你们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置于何地？

　　晚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初步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全面代理，所有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显然，副委员长被彻底架空，冯玉祥的不满情绪跃然纸上：“夜十二点开至三点，我亦说了些话，然皆是表面的，重要的话决不使吾人知之也。”

　　立场鲜明，通电呼吁放人

　　蒋介石与冯玉祥原本是换过帖子的结义兄弟，后因编遣会议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乃至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冯玉祥隐居泰山，看似淡泊名利，内心十分痛苦。1935年9月，蒋介石诚意邀请冯玉祥入京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兄弟”关系迅速“回暖”。1936年1月，冯玉祥正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给予充分的尊重，后来冯自己也说：“与蒋委员长共同办公时，他常将重要的军事文电或军情给我知道。但西安事变后，我以副委员长资格照常到会办公，却一点消息不得而知，连一件电文也不得而看哩。”

　　南京一年多，蒋、冯互动频繁，确有共赴国难的合作态度。据冯1936年2月24日日记：“我同介石谈完话后，介石说，大哥看到什么错处请要说，想到什么应办亦请说，为国家计应当如此，为朋友计大哥亦应如此。我实被此话所感动，我说，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对得起您这话。”再如1936年6月，两广发生“六一事变”，冯玉祥居间协调，力劝双方相忍为国，蒋介石复函盛赞冯“谋国之勤，私眷之挚”。8月11日，蒋亲赴广州，谦虚地致电冯：“弟昨日抵粤，诸事尚在磋商中，容后再报。”冯玉祥在日记中表示钦佩：“介石于八点左右已飞往广东，为大局事也。可见为国事非勤苦不可也。”

　　西安事变第二天，冯玉祥郑重致电张学良：“敬悉留介石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石回京……二、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谢，致伤国本……四、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事，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与此同时，李德全慰问宋美龄，愿意一起前往西安。

　　军委会、中政会连日会议，主战主和意见纷纷。14日，“戴（季陶）先生大怒之下，责备孔（祥熙）之谈话不用力。孔问哪一句不合适，可改之，意思甚为和气。有几位更急，非打不可”。16日，“宋美龄说，如打时，她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也”。18日，张学良释放蒋鼎文传递蒋介石亲笔信：甲、停止轰炸。乙、本星期六前可回南京。丙、万不可开仗。另据曾任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的高兴亚回忆，何应钦当时布置了便衣特务监视冯玉祥，以至于谣言蜂起，有的说冯失踪了，有的说冯跑了。22日，冯玉祥日记曰：“天天的谣言是多的，有什么谣言，全在自己拿得定，不为所动摇。我既以身许国，什么危险全不怕，死亦可，活亦可，大丈夫全在不怕危险中得来。”

　　一致对外，迎蒋趣闻轶事

　　张、杨兵谏震惊中外，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参与“反蒋”的众多地方实力派，立场基本上和冯玉祥一致，一方面规劝西安保持冷静，另一方面纷纷通电拥护南京。12月13日，桂系领袖李宗仁电复何应钦：“委座突遭危难，不胜惊痛。承示对所属地方严密防范，维持大局，自应遵命。”14日，“山西王”阎锡山质疑张、杨：“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15日，李济深致电冯玉祥、孔祥熙等人：“顷闻陕变，震愕莫名！诸公国家柱石，定能处置裕如。惟际兹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

　　经过各方奔走努力，西安事变最终以理性的方式走向和解。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宋美龄飞离西安，临上飞机前，蒋对张说：“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统帅，再说这时候去南京你也诸多不便。”张学良坚持“好汉做事好汉当”，年轻、爱国、冲动的“少帅”从此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当日傍晚6时，冯玉祥到李烈钧家中吃饭，“忽得何应钦电话，介石先生已于五点五十分到洛阳矣，大家均都狂喜，有的振足，有的鼓掌，有的乐得前仰后合，哈、哈、哈直嚷。更有人说，好了，好了，中国亡不了了”。

　　翌日中午，众人涌向大校场机场迎接蒋介石回京，不妨借助冯玉祥日记还原现场：“叶楚伧先生言，站成一行，常委在前，其余向下排好。起初差不甚多，后来则越来越乱，毫无秩序矣。原定三个人到前方去握手，后改为林（森）主席一人了。飞机到时，一大堆人都到机前，而林（森）先生不动，戴（季陶）先生有点急，促楚伧去对林说，向前走几步。介石过来，似腰疼之式，向林（森）握手，即去上车了。”傍晚，蒋介石召集孔祥熙、戴季陶、冯玉祥等人谈话，冯安慰说：“大局发生意外危险，委员长平安回来，诚为极不幸中之大幸也。”蒋从宋美龄口中得知，李德全提出陪往西安之事，感动地连向冯玉祥“谢之再三”。

　　1937年6月，冯玉祥奉命考察杭州湾北岸国防工事，随后往庐山见蒋，22日记曰：“十二点，用饭时，介石先生来谈，满口无牙，见之有点心中为之难过。”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强硬表态：“我们不能不应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正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