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里的革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2)

　　辛亥革命旨在学习欧美，建立宪政民主的近代国家。然而，这一美好的希望却成幻景。清末革命党人浴血奋战，所为者“排满革命”“民主共和”，辛亥之后，原本革命的敌人满清及其所承载的千年帝制，起码在表面上散于无形。这不能不说是革命党人十余年奋斗的业绩。然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太过仓促也太过流于形式了，以至于在强权者袁世凯的运作之下长期为之奋斗的革命党人也在这一制度中被迫出局。袁世凯说辞直白而有力，他说他看透了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他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在当权者眼中，“革命”就是“捣乱”，捣乱就要被镇压，此事不管时处民国还是大清。

　　1913年的二次革命及其失败，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拐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一年前还代表着民主共和理想的口号，转眼就成了革命党人的绝大讽刺！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并没有真正地起来，坐镇一方的一些党人作为局部利益的既得者彼此观望，率先起兵的黄兴等人久等援军不到，很快被强大的北洋军各个击破、归于失败。革命军未起，而革命党实消！也许，在流于形式谈不上真民主、共和的宪政中，某些曾经为民主共和理想而奋斗的党人，率先实现了自己的民主共和，而不愿多作他顾了。然而，这显然不是孙中山所想要的，但他又怎样得到他想要的呢？那些享用自己民主共和的原党人大概是靠不住了。

　　鉴于党人的涣散，1914年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已然不同，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作为党首的孙中山，要求党人签字画押效忠于他。这种选择与近代民主政治下去除绝对权威的诉求大异其趣。在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党章》中，孙中山将中国的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显然，他放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民主宪政的目标被推迟了。可惜，由指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相反思路而来的中华革命党，也同样没有肩负起孙中山的革命理想。

　　在此后的数年里，除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与各方配合而成功外，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多次护法运动均告失败。神圣的革命似乎不再灵验了！又似乎不是。袁世凯帝制的迅速败亡，说明辛亥年间所唤起的民主共和浪潮并没有消退。但先前的二次革命、其后的多次护法运动为什么失败呢？孙中山也在自问。1918年5月，他在辞去护法政府大元帅的通电中，悲痛地写到“顾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革命党人所要救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孙中山空怀这样崇高的理想，却怎么也找不到实现它的力量。那时，他想联合的南方武人，欲讨伐的北方武人，并不是曾经入主中华的满洲异族，也还不是黄袍加身的专制帝王，“排满”时代的“革命”过去了。在孙中山业已做出的选择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所昭示的时代也似乎过去了。

　　“党军可爱，党人可杀”

　　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后大约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前后的北伐时期，又有一个叫“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口号主宰并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转移。这个口号的发明权，不像“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那样明晰，但人们还是多将其与老革命党人吴稚晖联系起来。比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党军可爱，党人可杀”的口号敌我有别、爱恨分明，此外还多了一层充满血腥的肃杀之气。这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啊？

　　1925年3月，即“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口号出现前一年，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革命党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了。不过，那时候“党人”和“党军”都还很可爱，还不存在爱恨有别的地步，更谈不上彼此打打杀杀。在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走出了1918年5月写《辞去大元帅职通电》的悲痛心境。但他并非“化腐朽为神奇”，在“如一丘之貉”的南北武人中重新找到了知己，相反他径直将他们称为军阀，号召“打倒军阀”，重塑民国。这与中华革命党时期对中国革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期的观念是相通的，但这一改变的实现却直接导源于他引入的苏俄革命经验。孙中山找到了实现他理想的力量，他所学到的除“打倒军阀”之外，还有“打倒帝国主义”、“扶助农工”，建立黄埔军校培养中国版的红军――国民革命军，也就是其后被称做可爱的“党军”。这时候的革命党也已经不是中华革命党――它在1919年就被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被容许以个人身份加入。这是一批全新的党人！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所喊出的最醒目的革命口号，不再是当年的“排满”，而是此时的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国民革命万岁”。

　　从“革命万岁”到“国民革命万岁”，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在唤起国民进行革命的呼声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一切都动了起来。这是一个运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口号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国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制造各种口号，在口号中寻找敌人和朋友。口号成了一种艺术，成了一门学问。当时的主要政治势力都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更是此中高手，引领着口号的时代风潮。北方的武人政府也善于学习模仿。南方政府喊出“反帝”，北方政府就以“反赤”应对。国共两党大量宣传三民主义，草莽出身的张作霖就在三民基础上外加“民德”而标榜四民主义。那个满脸挂着朋友般微笑的胡适对此似乎颇为不满，他在《打倒名教》一文中生气地说“中国已经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

　　 随着北伐战争的到来，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的逆转，“打倒”开头的激烈口号越来越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资产阶级”、“打倒土豪劣绅”乃至于“打倒知识阶级”。1926年，在北伐中实力膨胀的蒋介石在南昌意图另立中央，先期迁往武汉的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则喊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口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的。此口号以“杀”字取代“打倒”，预示了一个恐怖时刻的来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武装“清党”，国共两党兵戎相见，那些曾被唤醒起来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鲜血四溅！不论敌我，大家都同意口号中可杀的“党人”就是指在北伐军队中做思想政治工作鼓动反帝反封建，破坏社会秩序的中共党人，可爱的“党军”则是蒋介石等“武装同志”。“今方人为刀殂，我为鱼肉”，中共党人更是将这一口号与当年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联系在一起，认为都是想消灭真正的革命党人。

　　“党军可爱，党人可杀”，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以血淋淋的场景诠释了这句口号。1927年4月13日，《东方杂志》的编辑胡愈之在上海和朋友看到了宝山路上屠杀后的惨象，他和朋友走在闸北鸿兴路上，微雨过后的街道，血水向阴沟里流淌，他们的鞋底沾上了血迹，于是不禁觉得国民党比北洋军阀还要凶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倒在国民党屠刀下的还有国民党自己的忠实党人。上海“清党”时，国民党市党部的一名“忠贞同志”张君毅被捕杀害，市党部与警备司令部交涉也是无效。“清党”时被杀的不全是“可杀”的“党人”――共产党，但杀人的却是“可爱”的“党军”。这样的“党军”还可爱吗？吴稚晖没有说，作为旁观者的梁启超却忍不住说了。1927年5月5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就注意到，“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口号在南方极流行，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十多年前袁世凯捕杀国民党人的时候。那时候革命党人的罪名还只是“捣乱”，这时死去的革命党人却有一个更醒目的罪名――“反革命”。不仅如此，杀人的和要被杀的都自称自己“革命”的，而叫骂对方为“反革命”。这还不够，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的国家主义派也说自己是搞“全民革命”的。何谓革命?又何谓反革命？鲁迅先生在1927年9月的《小杂感》中，悲观、疑惑却又近乎绕口令地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对于那些死在革命屠刀下的党人来说，恐怕曾经为之而奋斗的国民革命已死，曾经喊出的革命口号万岁！对国共两党而言，“革命尚未成功”，打倒反革命，继续革命万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