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中间人群利益的中间社会力量。社会各界因全民族团结抗战而在政治上日渐活跃，并由分散趋于整合，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这股政治力量的重要代表。

　　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部分开放党禁，组织容纳各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自成立之日起即承载着多项职能，它既是各党派意见沟通与交锋的重要场所，也是在野党派反映民意、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平台。

　　社会各界在调解国共关系、向国民政府要求结束党治以及实行民主宪政的过程中，社会各界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的边缘地位，进而意识到团结与联合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应运而生。

　　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有国民参政会中主要中间党派的参政员以及个别无党派参政员。统一建国同志会“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认为“中国今后唯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其所设计的国家建设大体以西方民主国家为模版，同时针对中国政情，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上述主张，反映出他们在拥护政府抗战、要求政府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外，也潜藏着希望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建国”的意向。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虽然意味着中间党派达成了初步的联合，但团体组织较为松散，活动仅限“坐而论道”，对政府行为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成员逐渐意兴阑珊，同志会名存实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令中间党派大为震惊，他们纷纷谴责政府措置不当，普遍对中共表示同情，同时“认为有必要组织起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要求团结抗战，要求民主。大家一致感到，政治不民主，抗战胜利必无可能。而为了促进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全国之团结。”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态度及时做出研判，认为皖南事变令中间势力对己方的态度完全好转，但仍旧“动摇不定”，故对中间党派进一步强化组织的活动采取了赞助与推动的立场。

　二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采用团体会员制，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大多来自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也就是人们通称的“三党三派”。此外还有个别如张澜这样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无党派人士。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政纲、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等文件，选举黄炎培为主席。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任社长。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正式公布成立。

　　宣言细述了成立缘起，痛陈国际形势日见好转，而国内“统一气象”反不如前，认为“其几之动，毋亦各恃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向背耶！不求于心而求于力，人心抑闭，武力充塞，寖假而至于今日，弥漫周匝，唯是强霸之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长此以往，深恐建国之机稍纵即逝，“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并将“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的责任仍“望于执政之国民党”，希望国共两党能“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彼此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国家统一，夫岂难定，申言之，即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已。”这一主张在同时公布的纲领中有条分缕析的具体说明。

　　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社论，对民盟的性质、特点等作了进一步申说，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单一组织”，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体”。这些党派与国共两党有显著的不同，“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所以“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这样就启发出来，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只有民主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所以不第为他们主观意识上的民主团结要求，可使国民信赖；更且从其客观条件，保证这一联合本身之和平无害，保证这一联合的发展，实为民主前途，团结前途的福星。” 民主政团同盟没有武力，其所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只是一个愿景，在当时中国的军政格局下没有施行的可能。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所从事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这次运动虽由于国民政府的搪塞敷衍而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但其造成的浩大声势却是对民主法制观念的一次极好宣传与普及，同时也将战后中国应该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摆到了所有国人的面前。

　　三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很快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响应。这不独是因为民主党派先前所坚持的以国民党为主体、赞助其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屡屡碰壁，亟需改弦易辙；也是由于联合政府直击专制政府的要害，它的成立为民主党派所高举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愿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口号也“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空前地提升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

　　为了适应急速变动的各方面形势，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团体会员制为个人会员制。从此盟员就不是代表个别党派的身份而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这就为大量无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会议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组建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同盟的奋斗目标。

　　10月7日，民盟主席张澜在成都面向大学师生所作的演讲中，开始公开宣传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的集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重要演讲，敦促“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同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吁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合作，实即上标志着双方在联合政府的旗号下达成了统一战线。就民主运动的内容来看，两方合作推动的联合政府方案，使此前较为高蹈的民主宪政运动更为具体化，民主宪政运动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