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0-11-1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吴文昭 查看：
根据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根据《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5月28日成立了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运动突起，毛泽东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决定通过红卫兵运动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全国。毛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30万红卫兵，从此红卫兵“小将们”开始了《十六条》肯定的“破四旧”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无数的古籍、文物被毁坏。其后（至11月26日），毛在北京又先后七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师生，红卫兵掀起全国“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带动了各地的动乱。11月，文革小组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即《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企业和农村普遍卷入，全国动乱局面逐渐形成。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是为“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性“夺权”斗争开始。2月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毛泽东收到片面汇报，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二月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江青等操纵掀起了揪叛徒等运动，批判朱德、陈云，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实现了“全国一片红”。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大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
图4：大陆的文革波及到香港，九龙地区的劳资纠纷引起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香港总督府外也贴满了大字报
图5：为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召开了批判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大会
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中共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彻底否定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并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迫害。开展所谓“教育革命”，教师被“改造”，教育质量下降，教学秩序混乱。而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但遭到江青等的攻击，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是反对“极右”，批“左”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