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2）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法律博客 作者：萧功秦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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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政治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模式
辛亥革命以后，仿效西方现成的议会民主政体，以推动中国现代化，是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选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精英思想当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即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政体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多元竞争的议会民主政体，就像一件可以避雨的雨具一样，可以被不同人使用，民主体制与雨衣一样，与使用雨衣者的身体、肤色、教育与历史背景毫无关系。
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民主观，在这场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的历史性演说里，孙中山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中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开明专制化道路呢，还是民主政治？这就好比我们中国现在造铁路，造好了就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原始的“粗恶的火轮车”，还是用“最新式的火轮车”来说明中国人应该直接采取议会民主政治。用他的话来说，“各国发明机器，须积数百年之功，而仿而造之，岁月之功己足”来类推中国仿效西方实行议会民主的必要性。他还认为，进行开明专制的革命与进行议会民主制的革命都要流血，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血了⑨。当时的南方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抱有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在南北和议过程中，双方达成这样一种共识，由袁世凯担任总统，以换取逼清室退位，通过这个办法建立起共和体制。就这样，中国就选择了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制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年突然冒出了300多个竞争性的政党，这些政党时聚时散，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彼此都没有什么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或政治游戏规则，是在一个民族长期应对自身政治环境的集体经验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而逐渐形成的，这种规则已经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契约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各因素之间的有机的制约关系。而在刚刚脱离帝制的中国，完全不具备与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法制的相互依存与制约条件。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当各政党这样做时，并不会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犯规的做法，政治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而收益却很大。于是彼此相互仿效，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脱序现象。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在那里像“摆测字摊”一样，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用梁济的话来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的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就相当于不遵守足球比赛规则的两个足球队之间的比赛，无法进行一样。民国初年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先后出现了唐绍仪内阁与陆征祥内阁的两次危机。均与党争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议会制的权威在国人心中的丧失。例如，袁世凯任命的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征祥本身是个外交家。议会已经通过他担任新总理了。然而，他在在20分钟的就职讲话中，多谈了一点家常话，仅因为这一点小事，被议员认为不雅，于是就把陆总理提名的部长名单予以否决。陆征祥也愤而辞职。后来在民间也对议员的泛滥用职权而表示不满。所有这些都鼓励了袁世凯走向总统独裁，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纵观世界历史，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现象。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几乎都先后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有无独有偶，所有这些议会民主制度几乎都在短时期内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政权落到了某位军事强人手里，从第三世界式的议会民主转向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几乎是通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这一逻辑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予以解释。用一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在后发展国家的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实际上，安放着的是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根本上缺乏整合的可能。
为什么这两者不能整合? 众所周知，西方议会民主制，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自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竞争性的多党政治，需要契约性的游戏规则意识作为条件，但是，这种契约游戏规则的建立，又必须要有法制传统作为条件，而要有法制传统在人心中的权威，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些价值观念与意识，又需要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充分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一环套一环。凡此种种因素彼此结合，构成了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与民族，在推翻旧专制或推翻前殖民主义之后，当各国政治精英在本国建立起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以后，这些国家根本来不及在社会、文化、经济与教育领域，同时完成这样一种社会转变。整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还是传统的，于是，就出现了仿效西方的多元竞争型议会制，被嫁接到传统的社会经济大系统之上。这一政治体制无法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中获得对自己的支持。多党制下的政治精英活动的无规则性，以及彼此仿效而形成的失范状态，均可以从这一理论解释中得到说明。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大体上还是宗法家长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它们无法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对议会民主政治提供支撑作用。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唯有严复及少数人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处，严复认为，当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之道，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这一被剥离出来并被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会其它因子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因子相协调，其结果，就势必“淮桔为枳”。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⑩ 我们可以用严复使用过的牛与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两难性：当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议会民主制度）装到牛腿上去，然而，这样做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马蹄要发挥作甩，就必须以马的骨骼系统作为支持条件。而马的骨肉又必须以马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为条件。问题恰恰在于，即使马的身上的所有这些被人们意识到的器官系统完全能被人们成功地同时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后人们还会无奈地发现，除非把马的全部基因都统统移到牛的身上，否则，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马身上所达到的那种效能。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严复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因素，都相互依存，并且每一个因素都在其他因素的支持下，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用严复的话来说，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借鉴的困难，就是“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⑾
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即单方面移植与全面整体移植之间的两难矛盾。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一个因素，单方面移植到中国，由于这一因素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体内存活，另一方面，当我们为了让单一因素得以在新的机体内成活而进行全面移植，那在事实上又根本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
严复对于中国制度移植的矛盾的思考，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辛亥革命将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后人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客观地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简单地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会出现脱序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是这个民族在适应自身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在面对自己特殊的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代人的试错而逐渐形成的，制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的产物，虽然，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以来，在在应对西方挑战时需要改革旧体制，以适应新的环境，但绝不可简单地把在西方卓有成效的现成的议会政治移过来。因为西方制度文化是由西方人在应对西方环境挑战过程中，通过试错与经验而逐渐形成的，如果把他族在适应他族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政制搬到自己的国家，就可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章太炎就是一个明白人，他说“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之素不习者，”结果是“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⑿ 因为这样做与自身的文化生命无关。
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之后，建立起自己的强人政治。他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袁世凯在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袁世凯统治时期，从1914年后几年里，政治相对稳定，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吸转移了列强的注意力，中国经济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逊曾在1914年5月27日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示，自从1914年袁镇压了反对派以后，“国内形势已经大见好转，瞻望前途已可安心无虑，全国各地均属安定，财政情况已经臻无须担忧的地步，铁路与工业发展到处受到鼓励，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友好迹象。”（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书信集》下册，347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段时期中国农村风调雨顺，社会经济也已经走上正轨，因此这位政治顾问请袁总统允许他回国休假一段时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袁世凯统治以后的时期称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们可以把袁世凯这个以军事强人为统治核心的政治模式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这种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模式指的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在推翻专制或取得民族独立并经历了西方式的议会制民主失败以后，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兴起的、以军事强人的组织资源为基础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家长型权威主义。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一英文概念最基本意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权力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通过非民主的其他途径而形成的政治形态，本文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一概念。
新权威主义的定义揭示了这一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四个基本要件，首先，它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种体制，其次，它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克服议会制造成的无序化的基础上的。第三，受到过现代化影响的新式军队是它的权力基础。第四，这种权威政治具有现代化的导向性。
我们会发现，这种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里一种十分普遍的政治现象。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实行西方民主制后都会陷入混乱失序状态，此后，都会有一些受现代化影响的军事强人，运用军事铁腕来实行军事管制，并在稳定政治稳定以后，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发展现代教育方面有过重要的贡献。像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这样一些军事强人推行的权威政治，正是对此前韩国失败了的议会民主制的反向政治运动。苏哈托是对苏加诺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政权，同样是此类典型的军事权威主义政权。一般均具有新权威主义的政治特征。
新权威主义政治在后发展国家历史上的普遍性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后发展国家在经历了民族主义革命，或经历推翻传统帝制的革命以后，一般而言，该国的政治精英都会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仿效西方先进国家的议会民主体制。由于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种“超前”建立的议会制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无一不陷入“旧制已亡，新制未立”的失范危机而陷入动荡局面。而重建秩序的，往往是那些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具有民族主义合法性的新型军人集团领袖，而这种新式军人一般都受到过现代化的洗礼与现代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对本国军事力量与外国的差距有深刻切实的印象，也深知要提高军事力量与军事水平，只有发展现代化经济才有可能。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同于旧式军人与专制主义者，他们都具有朴素的现代化导向性。正是这种现代化导向性与民族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使他们的权威具有了新时代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建立统治以后，一般总会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来稳定政治秩序，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实业，引入外国先进教育，并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运用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权威政治，来推进现代化的民族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共同特点。二十世纪初期墨西哥革命以后出现的迪亚士总统的强人政治，可以说是这种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这种权威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是家长制的，是崇尚铁腕而决不是推崇民主选举的，而这种家长制权威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的政治支点的作用。
如何看待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袁世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军事强人，他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以前就积极参加强学会，表现出对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决非偶然，这与他在朝鲜驻军时的国际经历与感受有关。在后来的清末新政中，他又是主张废除科举运动的关键人物。直到晚年他对此还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大事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他也有着丰富的满清官场经验，他在清朝官场如鱼得水的生存能力，也使他沾染浓重的官僚习气。他深谙官场游戏的潜规则，可以说达到游刃自如的地步。有一位满清遗少的回忆录记载过的一件轶事：当年袁世凯从朝鲜返回北京后，四处奔走拜见京城达官贵人以求升迁，当他在某权贵家与长者谈话时，见到这位十四岁的阔少从学堂回家，居然会屈尊地“闪电式离座”，双手紧握这小孩子的手：连称“老弟真英俊，真聪明”，回头对孩子的父亲说，“能让我与老弟先谈谈可以吗？”当他听说这孩子在北京买不到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的介绍西洋的小册子后，回府后第三天中午，就差人用马车运来了五大木箱新书。内容包括文、史、经、哲、与法律军事政治诸多方面。箱子上还写有“世愚弟袁世凯敬赠”。⒀ 这件生动的小事说明什么？连这样的小孩子都成为袁世凯的公关活动对象，这就足以说明，这位袁大人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交际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这种游刃自如运用官场潜规则的能力与官场经验，使他执掌大权后，会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权力不再受到约束时，陷入政治玩世主义。
袁世凯在应付议会民主的多党制造成的政治混乱方面，其军事力量的铁腕手段，可以说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会发现，一般而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这之前一定有一种西式的多党民主政治造成了政治无序状态。这种新权威主义不同于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承诺它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稳定政治秩序，发展经济，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袁世凯后来在他解散国会后的总统文告中，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在中国进入宪法时期以前，由于中国人缺乏民主训练，因而需要先有一个约法时期。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把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表达清楚，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新权威主义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来发展本国市场化的经济，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会社会利益的多元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各利益集团与阶层之间，形成了契约型的法制为基础的人际结构，在多元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形成“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协商机制。正是这种协商机制与契约型的关系，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是道德教化所能建立的，民主政治作为一个多元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充分发展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以铁腕维持政治秩序并发展现代经济过程中，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许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军事强人，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培育本国的中产阶级的同时，在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之父”之后，也在为自己创造“掘墓人”。新权威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严复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却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予以高度的赞扬。严复在对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袁氏四年中，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对乱麻之能。”⒁ 这是因为，在严复看来，“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期乎？”⒂ 严复还在他的书信与日记中，多次提到，中国当时“唯学申韩，庶几可用”⒃ 中国发展初期需要的不是华盛顿，而是拿破仑。他曾经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
其实上，与完全失效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早期议会民主制相比，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也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己，事实上，新权威主义政治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甚至可以这样说，摆脱对权力的监督，是一切权威主义存在的前提。在中文词库中，与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意义最为接受的概念就是家长制，所谓的家长制，就是权力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受治者的那种权力形态。
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patronage）关系，是权力网内部的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结合而成的那种“恩主——被保护人”关系，更简单地说，相当于汉文中的“朋党关系”。运用这种私恩为基础的关系来建立政治组织结构，并以此来维持统治秩序，是相当脆弱的。袁世凯在世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这些军人可以在听命于袁世凯的前提下相安无事，一旦袁世凯作为政治强人逝世，他精心组织起来的政治庇护网中的各人就不再有新的效忠对象，于是，彼此之间就会因利益与理念不同而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
其次，作为从旧专制体制下的军事首长起家的权威主义者，袁世凯的现代化意识是非常脆弱的，他误以为，全国老百姓需要有一个好皇帝作为效忠对象，总统对于老百姓来说太不习惯，他本人又有想当个“立宪”皇帝的过时的梦想，他执迷于风水八卦迷信，从而自以为上天命眷顾的对象，是迄今为止能当新皇帝的最合适人选。这种迷信意识支配了他的选择方向。尤其是他又自信，反对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他实现这一愿望时，他就运用他的所有权势来实施这个在他看来应天顺人的目标。
正是他的迷信意识、他的政治观念，以及他所能支配的军事实力，这三个因素相结合，使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走向帝制运动，并由此再进而急剧地丧失权威合法性，并走向崩溃。他的这种愿望与新世道是如此背离，他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政治梦幻之中而不自知。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精英起来反对他，使他迅速地陷入权威危机之中，
袁世凯权威政治天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突然死亡。他在四面楚歌中重新恢复了总统制，本来他仍然有可能在帝制失败后继续做他的终身总统，至少当时的政治反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到能直接推翻他的统治。他得了尿毒症不治而死使中国迅速进入了群龙无首政治真空时期，庇护制度下的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恩主”与“受庇人”之间的纵向的私人效忠关系。各受庇人之间并没有横向的聚合力。一旦袁世凯逝世，袁世凯手下那些具有不同政见与利益的部属之间，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间由于缺乏解决冲突的妥协机制。以发生矛盾时，极易走向武力冲突与抗争。
袁世凯死后，南北各方势力在重新恢复的“临时约法体制”下再次统一，内阁则执掌于段琪瑞手中，而作为北洋政敌的国民党在国会再次成为多数党，在内阁制体制下，只有内阁总理与国会多数党属于同一政党的情况下，内阁制才能比较稳定有效的运作。国民党作为国会多数党与总理段琪瑞恰恰水火不容。而总统黎元洪又不甘于扮演无权无势的“盖章总统”的角色，这种彼此矛盾冲突的政治派系结构，决定了“临时约法体制”在根本上是无法有效运作的。北洋系与国民党再次发生严重冲突，而由北洋军系中产生新的政治强人的条件又完全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南北政治势力之间、北洋系阵营内部再次分裂，继之而来的军事混战不得不爆发，袁世凯政治体制也就树倒猢狲散。此后的北洋军政时期乃是军事强人权威政治的退化形态，或苏丹化形态。中国社会20世纪的全面危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