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3）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法律博客 作者：萧功秦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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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选择：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
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的权威体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年统治，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期权威政治。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的“党国权威主义”是从孙中山的竞争性的议会制政党中蜕变出来的。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的是由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以改变中国社会涣散无序状态，并在强势政权整合下发展实业经济。而要使国民党承担强势的政权的功能，孙中山走的第一步就是使中华革命党内部讲领袖崇拜，他要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履行按手印的仪式，以示对孙中山本人效忠宣誓，以此来强化领袖的权威性，以改变同盟会体制那种松散无序状态，可以看作是国民党从多元竞争政党民主政治选择向权威主义政治选择转化的标识。其次，从1923年起，孙中山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民党改组，借助于从苏联提供的物质支持、组织技巧，来使国民党集权组织化。第三，孙中山成功地在苏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自己党军。这样，孙中山成功地把国民党从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脆弱松散的议会竞争型政党，转变为以党军为实力后盾，以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为效忠对象，以列宁主义集权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新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国民党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纲领，来加强了这一权威体制的政治凝聚力与正当性，以“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作为向民主政治的发展战略。
1924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就为他后来成为权威主义化的国民党的领袖提供了重要条件，从1924年到1927年，他以这个身分培养了效忠他的黄埔六期军事精英人才，再由这些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士兵，形成一种军事组织势力，建立起以意识形态为外在形式，以私人效忠为实质的上下级关系。这就为后来蒋介石成为新军事强人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逐渐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在国共合作中，在中共与苏联的支持下，进行了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他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军队力量，建立了对江南地区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清党运动”，排除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内的左翼政治势力。北伐统一之后，又进行了中原大战，排除了国民党体制内的地方军阀势力对中央的挑战，从1928年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开始了进行中国现代化的新尝试。
蒋介石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比前面提到的袁世凯权威主义更有力的组织基础。这是因为，它和袁世凯的第一期军事强人权威主义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袁世凯的权威政治，具有浓厚的类宗法的私人效忠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恩主——被保护人”的私人庇护网的关系基础上的家长制权威结构。袁世凯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作为吸引社会人心的凝聚力基础，也没有真正意义的组织化的政党，作为组织基础。袁世凯的权威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很难摆脱“人亡政息”、“树倒猢狲散”的政治命运。相反，蒋介石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这种政体通过其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体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的第二期权威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程度更高、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整合力的、以准动员型政党国民党作为组织基础的权威主义，与袁世凯的单纯以恩威并用的庇荫网为基础的权威主义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与社会凝聚力。
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被称之为“黄金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由于第二期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资源，具有民族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袁世凯政权相比，它能比较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财力与经济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整合。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在1928年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国防方面，他引进了德国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六百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此外，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实现了白银国有，这些金融举措均对以后八年抗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相当的可取之处，蒋介石经采取的唐尼教授（TAWNEY）的“先沿海，再内地，先工商，再农业”的渐进现代化经济发展方针。这十年的年经济增长率，据估计达到11%以上，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36年两广军政要员称兵反蒋失败后，全国统一可以说基本上达到民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这些军事、工业与经济发展的成绩，对于后来的抗战能坚持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⒄
到了1935年时，胡适已经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更没有人与他竞争领袖的地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孙中山没有进行国共合作，假如不是苏联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对国民党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积极援助与支持，假如国民党没有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进行北伐，战胜北洋军阀，并在完成全国统一以后，进行了“黄金十年”的初步建设，为以后八年抗战打下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如果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孙中山仍然像在他在1923年时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在陈炯明逼迫之下在上海寓所里的革命空想家，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仍然是北伐以前的那个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中国，上海、华北、东北与华东的统治者，仍然是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彼此争斗的、战斗力不强、组织涣散的二流军阀。中国将会是什么一种局势？
然而，国民党的权威政治模式并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到最后它还是失败了。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它内部派系主义、山头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国民党运动从来不是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就是一个包括具有不同动机的人庞杂团体。孙中山从来不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的政党，而只不过是各种各样政客聚结起来的集团。而在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以后，蒋介石本人之所以能逐渐取得党内权力与全国统一，靠的也是用金钱收买与拉拢，他是通过与党内各派势力不断妥协，通过与地方军阀的利益交换，来达到使自己成为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一历史特点就注定了他的权威主义组织内部，先天不足地存在着派系主义、山头主义，以及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庇护制结构。
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同样渗透了大量庇护网（Patronage）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下级之间还是很强烈的类宗法结构。蒋介石本人习惯于通过称兄道弟的私人关系来建构起自己的关系网络。而在北伐开始以后，国民党北伐军力量是通过大量收编投诚的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来实现统一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10万人，八个军，为了统一全国，国民党方面在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在北伐过程中通过私下与军阀妥协，国民党政府承认军阀势力在当地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军阀势力向政府表示效忠。这一政权是与军阀妥协的产物，扩展到一九二八年7月全国统一时，已经增加到了84个军，300个师，人数达到220万人。⒅ 两年多的时间内，军队人数居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而膨胀到了原来的22倍。虽然蒋介石为实现这种“速成的”统一而支付的军事与政治成本相对甚低，表面上代价甚小，但换来的结果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山头林立，派系繁多，派系内部又以庇护网为聚结力，各山头之间又矛盾重重。这是一种内部存在着离心化潜势力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军阀文化的最坏的那些方面，也渗透到了国民党权威体制内部。
实际上，北伐统一全国以后，不久又爆发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获得胜利，但是，蒋达到的目标只不过是确保自己对江浙地区的控制不受威胁，利用江浙地区的财源维持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然后用津贴的方式控制非嫡系的外围部队，对更外围的那些归顺旧军阀部队，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的归顺而己。由此可见，1928年全国的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平衡而己。
除了派系与山头林立，腐败也是难以克服的顽症。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北伐迅速扩大革命区域之后的三年内，该党党员数字从15万人升到63万人。旧军官与旧官僚大批进入国民党当官，以至有人说“军事北伐，官僚南伐。” 而国民党又缺乏有效的解决党内腐败的制度与办法。国民党在统一以后实际上就走向腐败。易劳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在1931年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近七万人，只有268人被定罪，只有13人被罢官，41人受很轻的处罚。⒆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在三十年代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整合社会的能力缺乏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的右翼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崛起。蓝衣社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青年军官团体，蓝衣社少壮派军官认为，国民党已经“远离群众，被群众所痛恨，已经不再是革命组织，原因是受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侵蚀己失去了活力，国民党内职务得到提升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忠诚于党，而是有没有投机本领，高级职位往往被投机政客占据。党成了政客的竞技场。”他们认为，要克服国民党的混乱、软弱无能与颓唐，办法就是清洗内部，由党的组织中真正革命者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类人应该斯巴达式的勇武牺牲精神，应该像清教徒那样，物质享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志关系高于家庭。严格限制个人财产，超过部分交给团体。他们主张进一步强化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引导革命运动。他们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们坚信，“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在他们看来，领袖偶象起到加强社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⒇
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威主义思潮在危机前夕的自我强化一次努力。蓝衣社的目标是使国民党恢复生机，使国民党权威体制更有效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精英政治，领袖至上。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个人应该放弃自由甚至生命，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蒋介石本人努力提倡这种国家主义，并以此作为克服他的政权弊端的基本思路。从此他走上了更加集权的右翼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蓝衣社思潮陷入的两难矛盾，来考察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败根本原因，这种右翼国家主义是以压抑社会动员，用长期阻止群众争取自己的命运为条件改善，来强化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靠少数精英分子“优秀禀赋”，与墨子式“天志”“苦行”式的自觉牺牲与来支持领袖的个人权威。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在人格与政治行为方面，是否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权威，本身就是疑问，其次，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中，群众只不过是成为被动的机器零部件，国家主义缺乏用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来动员民众。这就注定了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教条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利益机制，因而曲高和寡。此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前夕，一个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与魅力的意识形态，注定不能实现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的利益机制方面，在平民主义的政治参与动员方面，远比蓝衣社式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更具优势与竞争力，这也注定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难以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模式与延安模式抗衡。
国家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选择，但在蒋介石那里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具。可以说，蒋介石也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省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在疲于奔命的斗争中，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精力去应对与解决，终至于积重难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中央退居大后方一隅，难以对军队及各地官僚进行有效控制与整肃，抗日战争后出现的地域分裂状态，反而象温床一样，使这种腐败力量得以广泛滋生。以至到抗战胜利后，突然的胜利使长期困顿中的官僚“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爆炸性的腐败”的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终于使国民党政权大失社会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国民党自身有没有力量，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少壮派国家主义的理想主义，通过内部的清理运动来克服自己结构性的弊病，但历史现实则是，国民党权威政治的上述先天不足，尤其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应付军阀文化对体制的渗透而导致的内部涣散与弥烂。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在民族陷入严重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国民党体制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能力，而组织化的程度却相当较低，权威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很难在重大挑战面前形成对中国这样巨大社会的动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