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4）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法律博客 作者：萧功秦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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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1924年国共合作到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前，中国就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一种是前文考察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威权政治模式，另一种则是是共产革命的现代化模式，这一共产革命模式以1927年8月南昌起义作为新的起点，通过农村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代表完全不同道路选择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决战，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在建国以后建构起一个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新的体制，以此来推进革命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革命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五种政治选择。
第五次现代化选择，就是指通过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与动员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非市场竞争化的发展战略。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所谓的全能主义，就是由一个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国家，以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并有效地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此来实现政党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靠着正是这种以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革命全能主义。这种革命全能主义，的确能够有效地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所具有的极为丰厚的政治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学校教化、军事与国家安全系统，群众运动，与全社会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动员。对于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来说，这种革命动员体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体制。它能够克服袁世凯权威主义与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整合、组织、动员与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形成这种革命全能主义模式？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已故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邹谠教授认为，“这种全能主义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面临的全面危机，当时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各领域中传统制度在崩溃，日常生活中不少问题不能用传统思想与常规方法来解决，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阶层或每一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并以此克服全面危机。因此，通过全能主义的全民动员的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基本路径。”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孙中山在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处于穷途末路的时候，苏俄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会对他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孙中山正在借助于他从苏俄学到的严密的全能主义组织技艺与方式，以此来改造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并以改造后的国民党来承担全面危机中的中国。
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从革命全能主义政治中学到了一些动员与组织政治力量的办法与手段，那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苏俄方式来进行中国革命的。中共以一个相当精致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来为全能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阶级斗争观念中引出群众观念，以及土地革命的观念，并对底层利益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在一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全能危机的情况下，底层利益相对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言，其生存条件的恶化，可以说最为严重，革命者对底层利益的这种承诺，就对广大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农村最底层的贫雇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群众方式，在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政治方面，在调动大众投身革命，并被整合到于高度组织化与严密纪律的战斗队里去，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我们前面谈到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的国家主义，即使按其理论言说而言，这种单纯靠信仰国家主义的少数精英的“斯巴达精神”，通过对个别领袖的崇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可以说远不如共产党革命家抓住问题的根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底层利益的承诺，点活了底层大众为自身利益而参加革命的激情。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的体制来克服陷入的全面危机时，中国共产革命对底层革命的动员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加入，这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无法企及的。更不用说粗放的、缺乏社会理想精神支持的袁世凯权威体制了。从长远历史来看，中国的共产革命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力求使这个民族摆脱了20世纪全面危机的，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在建国以后，中国终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机缘。
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摆脱自北洋军政时期以来的无序状态，对于国家的统一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正如邹谠所指出的是，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与引领下，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法制规则下的自由经济竞争，为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容纳市场机制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开放性的政治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样一种可能的选择路径。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市场经济以及个人竞争的经济制度看做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并相信可以脱离人类的集体经验，根据人类的道德理想，重新设计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竞争的新制度，来取代现实生活中充满市场苦难的新秩序。实际上．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体制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其次，在指今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丰富与多样的广泛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
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成员的微观活力，克服指令体制的官僚病，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所有这些体制本身造成的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他的观念中，排除市场经济的单纯公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公务员自私自利行为，生产低效率、群众缺乏积极性等问题，都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无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既然如此，以上这些官僚主义等问题，就不是所有制或纯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来源何在？毛泽东本人就只能把它们解释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腐蚀与破坏”。于是，计划体制所有的结构性弊端，都被错误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以此来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根据这一理论解释，那么结论只有一条，那就只有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即文化领域的革命，通过“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得以升华，才能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再受到“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侵蚀破坏。
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例如“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大人物压迫小人物”、不关心人民疾苦、个别干部欺压百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等，文革的激进主义却把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错误地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的因素造成的。甚至明明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积极性而采取的三自一包，责任田，物质奖励，也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那么，运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要用更激进的办法，来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把一切不合革命精神的东西，一律视为威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视为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传统，视为封建、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邪恶来予以批判、打倒与否定。通过斗私批修与思想大扫荡来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文革乌托邦主义认为，一旦这场上层建筑革命取得成功，灵魂已经净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就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形成完美的契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就能取得根本的胜利。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与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到六十年代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激进的政治选择。众所周知，这种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的，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执政党的世俗理性，或健全的日常理性精神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