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5）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法律博客 作者：萧功秦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与政治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将在另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更详细的考察。在本文里，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模式。
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与政治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将在另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更详细的考察。在本文里，只能简单作一点概括。
邓小平模式，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左主义的反向运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体现的改革思想可以由以下这四句话来概括表述：首先，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要上人民过上好日子。其次，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要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东西。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就必须坚持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顶基本原则。邓小平本人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政治基础上，推进被极左思潮所否定的市场经济，以此来发展生产力。
从政治学角度来进一步思考邓小平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从而使原有的板块状的体制，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进一步在与经济领域相适应的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有限程度的多元化，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承诺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主要承担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从意识形态信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收缩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社会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展。这种有限多元化的结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二元化，表明这一体制已经接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并在结构上已经摆脱了全能主义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更具体地说，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进行政策调整，执政精英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运用政治精英们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提出当时可以想到的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这一对应举措产生某种实际结果后，执政精英又根据这一选择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断在尝试中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称之为试错性的历史变迁。
这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出现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执政党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新政模式。
概括地说，邓小平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六次政治选择，是毛泽东模式的改良型，一方面，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这是邓小平模式与毛泽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它继承了毛泽东模式原有的强大政治资源，通过一个强大的有社会广泛基础的执政党，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保持着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因此它在政治类型学上可以归结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所有新权威主义一样，它的优势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市场经济多元化，从而激活了微观个体与企业的竞争力，而它的弱势则在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它缺乏足够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内部的腐败化，权力个人化，地方苏丹化，集团分利化，仍然对体制的键康生存与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与挑战。因此，能否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向民主政治有序演进，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从六种政治选择的比较来看邓小平模式
我们对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六种政治载体作了简略的考察，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从历史事实来进行归纳，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政治载体，一般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首先，在推进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须具有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资源的能力，命令贯彻能力，对发展的可控制性，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达到上述功能。其次，这种政治载体需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性，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而不是相反，只有个人微观活力得到充分调动与发挥，使整体社会具有宏观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开明专制的政府主导型、新型的权威政治，作为后发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整合杠杆的“看得见的手”，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这个体制必须有适应环境变化与发展的不断自我改革能力，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能及时进行制度更新与制度跟进。这是因为，一种对于自上而下动员有效的权威体制，往往由于以的新型政治，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
如果用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百年现代化中出现的六次政治选择，我们就可以大体对百年中的六次现代化政治选择作出以下评价：
清末开明专制化模式 清晚期专制政治之所以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的转变，不能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目标，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这一传统体制不但缺乏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性，而且也缺乏制度弹性与体制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而民族危机中的连续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使它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从而失去了改革的机会。
早期议会民主制模式 这一体制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但西式的多元民主体制下的多党竞争缺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支持条件，难以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陷入严重的政治脱序与党争危机。
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主义模式 这一体制具有市场现代化的导向性，此外，它较之多元民主体制具有更强的组织整合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这种权威主义内部的组织结构具有浓厚的庇护制、家长制、寡头制与朋党私人纽带关系，缺乏意识形态、政党组织作为权威动员的政治基础。具有依赖于军事强人的高度脆弱性。很迅速地退化为苏丹化政权。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模式，相对于袁世凯模式而言，已经具有了更强的组织资源，但它同样具有袁世凯模式的弊病，庇护网关系难以克服及腐败倾向，尤其在抗日战争这种民族的全面危机条件下，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与政治失控问题而失败。
毛泽东体制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这一体制具有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能力，革命化的政党的严密组织能力，形成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来克服深重的全面的民族危机，并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为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模式具有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资源，但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用来推进计划经济，使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化的经济火车头，无法发挥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新政模式 从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新政模式如何定位？邓小平模式是从毛泽东模式演变过来的，它并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一政治资源的遗产，来维持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政治稳定。这样，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相比，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权威政治相比，它实现这一目标时的资源是充沛的。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权威资源，从而实现了过渡时代的政治稳定。而正是这种政治稳定下的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过去五种政治载体所没有实现的现代化目标。
一方面它具有宏观调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市场经济来激活社会个人的竞争能力，由无数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整体，就具有强大的活力。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首先，是对社会能有效调控的组织资源与权威资源，其次，是通过市场经济对社会微观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团体基层的活力的调动，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这两种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了，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而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以前五种模式中都没有实现，是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现代化过程所必须的这两种因素，得以结合在一起。
当然，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政治载体，还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更新，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跟进，防止出现权力个人化或“苏丹化”的腐败陷阱，形成推进民主的社会机制。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在百年现代化的挫折与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能从现代化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在前人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成熟，更稳健，并为实现百年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
注释
1、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第68页
2、康广仁：“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3、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47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4、同上。
5、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33页。
6、郑孝胥：“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折”，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1页。
7、参见亨廷顿：《转变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江炳伦等译，第三章，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213-3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9、孙文：“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7-281页。
1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
11、同①。
1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13、察存耆：“袁世凯与奕劻”，《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6页，1985年出版。
14、严复：“与熊纯如书”（1916年9月10日），《严复集》，第三册，646页。
15、同上，603页。
16、同上，620页。
17、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8、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7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9、（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30页，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同上书，第57页。
21、（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69-70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完，萧功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