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开始逐步解体，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益发展起来，随着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现代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代表传统封建势力的清王朝由其制度属性所决定，不仅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责任，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因此，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成为最重要任务。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要求，并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上述任务，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辛亥革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的转移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清朝政府已经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责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开始产生并日益壮大起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开始逐步瓦解，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基本条件。首先，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到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步发展起来。而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就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基本的物质前提。其次，由于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生产方式的逐渐被打破，促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封建社会时期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与此同时，在上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创建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逐渐向资产阶级分化。他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所以，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清朝政府被迫对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行改革，如新政的推行。尽管这些改革的动机仍然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则有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这些改革实际上已具有了社会转型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标志。再次，受上述社会变化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人们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开始崩溃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诸如新式教育的普及，邮政、通讯、交通手段的现代化，新闻媒介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许多人在对未来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已经逐步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变化，并开始重新界定其价值标准。此时，虽然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仍然盘踞在国家的权力中心，传统势力也仍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继续发挥着作用，但现代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潜在的心理目标。

    　应该说，上述特征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面对这种状况，就要求作为国家政权代表的清朝政府能够充分认识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以及所出现的现代化特征，然后利用自身作为合法政权所拥有的全部权威，将这些特征充分发挥，以使其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资源。那么，清朝政府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结构总的来说是一种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它必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全部的生产生活处于一种封闭、保守、僵化、无知和缺乏创造力的状态中。而清朝政府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代表，由于它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结构属性和制度属性，因此，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也就自然包容了封建社会全部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这样，由其属性所决定，当现代化的曙光初露于中国大地时，作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却仍然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其结果，不仅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封建统治的极端腐朽，同时，由于清政府缺乏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也使中国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最佳时机。 

  　上述事实表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即使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为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必然会顺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社会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出现、人们社会意识的转变、社会整合的力度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等社会因素的积累，但至少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实现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既然清朝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推翻清王朝反动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真正拥护现代化的政权就成为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革命烈火迅速在全国蔓延，已经腐朽到了极点的清王朝在革命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尽管这个政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但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考察，它对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了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代表了当时现代化的一般生产力标准，因此，上述发展目标就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走现代化之路。临时政府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最集中地反映在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所具有的一般的民主权利：“中华民主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确立了国家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树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  

　  其次，辛亥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就为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共和体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国家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国家政治参与扩大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议会，这是国家政治实现现代化最现实的体现。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从过去的君主、士绅、地主扩大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1912年，各省议员和参众两院进行了选举，1913年又召开了正式国会。在这个时期，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也在中国普遍成立，并积极参与地方及国家的政治活动。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出现的政党达300个以上。虽然这些政党大多存在着畸形发展的倾向。但与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相比，这显然是中国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直接反映。同时，选官制度的变化也扩大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范围。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而辛亥革命后，则由政党而仕。这标志着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再次，新政权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把政治职能专业化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职能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和科层化管理的手段。辛亥革命以后，新政权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一方面，让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如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化机构：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层化管理。这样，与过去传统政治的封闭和低效率相比，新政权在行使其政府职能上，就更集中和具有权威性，因而也就更有效。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对国家政权的要求更为严格和苛刻。它首先必须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具有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坚定信心和义无反顾的勇气；2）具有能够容纳和同化各种社会势力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投入到现代化进程的能力，从而达到调动全部社会力量来共同实现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新政权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就充分表明了他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这种信心和能力。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发展目标上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民众对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和相当高的程度上获得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权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

   　对于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来说，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权威性。这是保证新政权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和保证。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前现代化社会原有的制度和结构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新政权具有充分的权威，以便更顺利、更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如果这个新政权迟迟不能树立其权威，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政权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它就不可能实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旦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过长，那么，一方面，就会为传统势力或反对力量提供对其进行攻击的理由，从而导致社会重新陷于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民众也会因为怀疑其能力而对它逐渐丧失信心。 

  　其次，稳定性。稳定性主要是指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其职能的持续发展。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其稳定性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现代化在制度方面推行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制度化程度越广泛、越深入、越合理、越完善，其政权也就越稳定。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民众对新政权持续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主要来源于民众对新政权现代化取向的认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民众对新政权所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充分理解。如果说权威的形成意味着革命领导集团的政治上的成功的话，那么，新政权在制度化方面的稳定性则将保证社会整合的顺利进行并由此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三，民众广泛的参与性。新政权区别于传统政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这种阻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来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因此，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领域的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权应当具有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最重要的就在于新政权在其创制过程中，通过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以使为新生的社会势力参与现代化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政治氛围，以避免这些社会势力因不满现状而引发社会动乱。

   　第四，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进行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也就越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相比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或应当具有与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自我调节功能，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总的来说，这些特征虽然不能对新政权的制度属性加以全面的概括，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用以衡量这个新政权是否真正具有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由于上述特征的实现是以制度化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辛亥革命的成果时，主要就是要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是否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了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在事实上，辛亥革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彻底，但至少它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上述任务，因此，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无疑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移。这就是我们评价辛亥革命的基本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的领导集团在领导的过程中，把反对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目的，因此，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各项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为目的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此后，尽管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以变革生产关系为目的的社会政治大革命，由于它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反抗，以及作为革命领导集团的中国资产阶级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新政权最终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中国社会也由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了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共和政治的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抗拒力量的封建势力正逐渐淡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已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其结果，就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在中国以后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以说，辛亥革命后新政权所开辟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未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方向。

　　四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大革命，由于它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抗拒和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必然会存在着许多的遗憾，这也是它不断受到一部分人非议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我们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能否超越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因此，我们还是应当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  

　  首先，辛亥革命的时机问题。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变更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即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中国也会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同样，我们也相信，如果假以时日的话，清朝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化的挑战，也有可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事实上，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清朝政府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在主观上认识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变革的措施作为回应，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的推行等等。但问题在于，历史的演进并没有给中国提供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时间上的可能性。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立即起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顺应了这～历史要求，就表明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对于清朝政府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特征已经逐渐明显地呈现出来。如果它能够充分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正确地把握历史的机遇，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加以彻底的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就会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化社会。但是很遗憾，清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是由清政府的制度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当它面对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时，由于其长期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使这只庞大而豪华但却负载沉重的巨轮不能及时地转向，最终只能自毁于历史的冰山。

  　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中国过程中，由于较为坚决地贯彻了政治现代化的意图以及各项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而且这一切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较强的信心和能力。新政权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其原因就在于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获得了新政权所必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之深，因此，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政权在推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方面曾经有所作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种历史现象呢？我们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我们所讲的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的新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并不应当仅仅指这个政权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应当是指这个政权的领导集团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被民众所接受和支持程度。一方面，民众对新政权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的接受程度实际上反映了新政权所代表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民众对新政权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的支持程度实际上则反映了新政权的稳定性。二是我们对制度化的理解也不应当局限于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所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主张及其贯彻、实施。这里，我们所说的“制度化”还应当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它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一种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生产关系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政治取向。按照这种观点，尽管辛亥革命的前途并没有能够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仍将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但中华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它把建设现代化中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经济取向，而这种取向既代表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未来历史发展的要求，这就在最大程度上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权威除了表现为政府行使其职能所必须的有效权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使政府的权威具备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辛亥革命由于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从这以后，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