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由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开启了中困政治现代化的大门。虽然这次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先后出现了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及后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其积极意义是不能抹杀的。革命的后继者——中国共产党继承先烈遗志，不懈地朝着中围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前进。面向新世纪，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它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及它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三方面浅析一下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因由一个封闭自主的封建困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西方武器与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因素，现代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可以说，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与实践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林则徐、魏源盼‘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曾围藩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一批批仁人志士在自觉不自觉地向现代化靠近，但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却屡遭惨败。或许是大文明所产生的傲慢，或许是没落王朝的腐朽无能，抑或是庞大的政治体系的反应迟钝，使代表传统封建势力的清王朝迫于形势而进行的政治现代化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导致中国失去了类似日本式现代化的机会。因此，在传统政治体系内进行变革的努力徒劳无益，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从小背景来看，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晚清政府迫于外逼内压的情势实施的‘新政”，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抚绥国内反对者和抵挡外围的侵略，巩固帝国和王朝”，但其深度和成效还的确超过了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已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正是通过‘新政”才真正出现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出现，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开始成形。不过，“新政”毕竟是姗姗来迟的改革，是统治者在错失几次难得的机遇后却在危机四伏、千疮百孔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围匆忙开始的改革。“新政”本身的巨额要求与不平等条约强加的巨额赔款之间形成的反差使‘新政”的种种措施难以推行，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治理能力的日益衰微和缺乏政治改良者应有的眼界与胸怀，这就使得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困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就如弦上之箭了。 

  　因此，辛亥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围人现代化要求的日益强烈与腐朽的晚清政府无能挽救中国这一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并非有些人所称的是各种因素互相冲撞的机缘巧合。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历史的发展也会出现其他革命，这是勿庸质疑的。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包括民族国家的整合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关系的平衡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选举的大众化、政治行为的法治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分化等方面的要素。辛亥革命中的政治现代化并不一一具备这些要素，而仅仅是一次初步的探索，况且这次探索还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这时起，政治现代化的理想已为一代代国人所憧憬和追求。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在于：  

 　　首先，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经验表明，要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强势政府，时刻站在时代前头，敏锐把握世界发展方向，并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带领全体国民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的晚清政府却是一个权威日益丧尽的弱势政府，它不仅无能解除国家的危难，甚至还与外来侵略者勾结镇压本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样的一个政权不被推翻，中国又怎能开启政治现代化的大门呢？

   　但是，近年来却有学者指出在当时废除皇权并非唯一选择。第一，他们认为皇权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并举出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例：第二，他们认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并且以辛亥革命后的国内状况来说明中国在丢失了意义世界的同时又缺少皇权的保护，实际上并无助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确，世界上已有的现代化经验表明，民主政治的存在、发展并不一定以废除皇权为前提。如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并没有废除反而加强了天皇的权力，但前提是日本在幕府末期通过尊王论和国学确立了天皇权力的权威。相比之下，中国的清朝统治者自康、乾以降，政治威慑力逐代递减，陷入了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指出：“日相伊藤博文日‘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圈也’，“中国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于天下矣，又岂惟分为十八国而已。彼各省督抚者，初非能结合其所治之省而为一群也。”如此弱势的一个政权连保护中国的能力都没有，遑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其次，辛亥革命在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从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民主共和政治终于由理想变成了现实。正如张骞所言：“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   

　　为了把这一个观点说得透彻些，下面分三小点展开论述： 

  　（一）、创建了新的民主政治构架。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确立的民主政治构架包括四大民权，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五大治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另外，孙中山还主张实行分县自治制度和国民大会制度。他不仅设计了民主的政治构架，还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三个阶段，即军政阶段、训政阶段和宪政阶段。在军政阶段，中心任务是以武力促进全国统一，同时宣传三民主义以开化人心：在训政阶段，派遣经过训练的人员赴各县筹备自治，训练人民使用四大民权：在宪政阶段，则举行并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全面确立民主构架。 

  　（二）、创立了新的政治组织和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新法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系列新的政治组织如议会、国民大会等纷纷成立，也出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约法还确立了国家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  

 　（三）、开创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新局面。政党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方式以及权威产生的方式。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民国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政党的普遍成立，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广大群众能通过入党这一途径参与政治，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表达自己阶级的利益要求，这又反过来使新政权获得一定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

   　最后，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民主共和的观念更深入人心。一方面，许多人的责任中心由原来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转向社会和国家，由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以现代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国民第一次听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很大变化，“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以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社会意识现代化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立即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开启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并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由于成功地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而开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虽然此后中国社会状况不太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上，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结束点，而是一个开启点。从这以后，中围革命与建设就沿着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前进着。不论是五四运动对民主的呐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联合政府的追求，抑或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辛亥革命先烈们开创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于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抗拒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造成了其后民国有其名无其实的历史遗憾。但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烈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败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下面就辛亥革命政治现代化不成功的个中缘由加以浅析，并从中得出一点经验教训。

    　首先，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一定得有相当程度的非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予以支持。而辛亥革命却基本未触动或不太触动非政治领域的结构，因此其所想建立的新政治结构缺乏相应的新社会结构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目标就超出了中围社会的承受力，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这不仅导致革命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而且也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先河。  

 　　其次，辛亥革命一方面对西方政治制度移植较多，创新不足。移植西方的制度只具‘外在形式”，民主政治的真正核心“自由、平等”原则尚未真正成为国民的内心信念并通过完善的制度与法律得以实现。而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由于写入《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而真正成为西方人的信念。另一方面，革命废除了本国的旧制度却未创建新制度。如废除科举制却未建立近代文官制度，使民国官场之滥有过于晚清。

   　再次，政治变革需要一种政治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转化为政治心理，从而在政治行为中体现该理论。但在面临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辛亥革命人对政治理论的选择缺少理智并带有急功近利性。他们虽提倡民主共和，却企图通过煽动非理性的狭隘的反清民族情绪来达到迅速实现这一目的。“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样革命派本身都没有革命的彻底性，只满足取消帝制和民国形式上的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理论指导下，多数国民民主意识淡薄，嘴上虽不反对共和，满脑子里装的却还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复辟也就成为可能的了。不过，虽然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民主共和，但都普遍认同了民主共和的正确性和进步性，“民国”的招牌几经曲折却仍保留下来，便是明证。  

 　　从辛亥革命政治现代化不成功的原因中，我们应该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教训，以使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少走弯路。

    　第一，政治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需要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合的大工程，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加强政治教育。为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代化之路。  

　　 最后，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民主共和的观念更深入人心。一方面，许多人的责任中心由原来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转向社会和国家，由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以现代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国民第一次听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很大变化，“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以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社会意识现代化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立即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开启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并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由于成功地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而开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虽然此后中国社会状况不太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上，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结束点，而是一个开启点。从这以后，中围革命与建设就沿着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前进着。不论是五四运动对民主的呐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联合政府的追求，抑或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辛亥革命先烈们开创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于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抗拒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造成了其后民国有其名无其实的历史遗憾。但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烈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败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下面就辛亥革命政治现代化不成功的个中缘由加以浅析，并从中得出一点经验教训。 

   　首先，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一定得有相当程度的非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予以支持。而辛亥革命却基本未触动或不太触动非政治领域的结构，因此其所想建立的新政治结构缺乏相应的新社会结构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目标就超出了中围社会的承受力，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这不仅导致革命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而且也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先河。

   　其次，辛亥革命一方面对西方政治制度移植较多，创新不足。移植西方的制度只具‘外在形式”，民主政治的真正核心“自由、平等”原则尚未真正成为国民的内心信念并通过完善的制度与法律得以实现。而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由于写入《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而真正成为西方人的信念。另一方面，革命废除了本国的旧制度却未创建新制度。如废除科举制却未建立近代文官制度，使民国官场之滥有过于晚清。  

 　　再次，政治变革需要一种政治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转化为政治心理，从而在政治行为中体现该理论。但在面临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辛亥革命人对政治理论的选择缺少理智并带有急功近利性。他们虽提倡民主共和，却企图通过煽动非理性的狭隘的反清民族情绪来达到迅速实现这一目的。“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样革命派本身都没有革命的彻底性，只满足取消帝制和民国形式上的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理论指导下，多数国民民主意识淡薄，嘴上虽不反对共和，满脑子里装的却还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复辟也就成为可能的了。不过，虽然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民主共和，但都普遍认同了民主共和的正确性和进步性，“民国”的招牌几经曲折却仍保留下来，便是明证。  

 　　从辛亥革命政治现代化不成功的原因中，我们应该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教训，以使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少走弯路。   

　　第一，政治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需要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合的大工程，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加强政治教育。为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