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政党政治

 　　在191 1年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彻底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挽救日益衰亡的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中国现代政治的推进做了不懈努力，其中对中国现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

   　 一、中国政党的产生是近代反清爱国斗争的客观需要 

  　在中国古代，党的含义有多种：一指地方政权组织，北魏孝文帝时曾建立了“党”一级的地方政权组织，“五里为党”；二指亲朋好友，如《离骚》云：“惟未党人之偷乐兮”；三指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如帝党、后党、东林党等。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尤其不是现代政党的含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和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变革的需求分不开的，更是清朝末年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下的产物。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封建王朝的没落和腐朽，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遭受亘古未有的巨变。面临“五千年来之变局”，许多杰出的仁人志士和政治力量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戌戍变法运动，清朝末年从朝廷开始的“新政”，无一不是为了摆脱危机和建立现代国家，也为早期的现代政治作了有益的尝试。20世纪初，以新式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广大民众，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两大政治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以改良派为核心的立宪运动。这两大运动不仅具有结束专制、推进民主的现代化内涵，而且采取了舆论宣传、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等新颖的活动方式，其实际规模也空前浩大。这些新兴阶层及其政治运动，是形成中国政党及政党活动在清末兴起、在民初勃发的具有决定性的社会物质基础。  

 　　新式政党的诞生与这一时期存在的有利条件分不开：首先，广大民众的自发反封建专制斗争空前活跃，为新式政党尤其是革命党人扩大革命宣传提供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虽有变化，但无法克服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的统治危机。最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进一步渗透，促使广大民众更加关注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考虑中国的出路问题，日益摆脱旧式文化结社、民间会党等组织形式的狭小局限，最终选择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作为自己的具体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清朝末年风起云涌的反清爱国斗争，在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的思想指导下，其组织形式必然是政党这种政治形式，当时的客观现实也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辛亥革命是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的成功体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与政权的取得、政权的组成形式等诸多尖锐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以同盟会和立宪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在1905年至1909年间展开了以中国是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为中心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双方均不甘示弱，论战结果且不论，但论战中的宣传效应以诸多新的特点更具影响力、感召力，从而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它以排江倒海之势，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呼唤起了191 1年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的统治。  

　 1908年后，革命派在民主革命的宣传上伴随着各地武装起义的爆发和群众反清运动的勃兴，并逐步形成了两个战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各省同盟会支部或各省留学生主办、以省命名的刊物，如《汉帜》、《秦陇》、《河南》、《四川》、《江西》、《湘路警钟》，成为革命派在各省鼓动宣传革命民主思想的阵地；二是为配合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派还在各地兴办了报纸，且在京、津地区均创办了许多新式报纸。上海是全国报刊宣传中心，同盟会成员于右任先后创办了著名的《神洲日报》、《民呼上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这些报刊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上进一步显示出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倡导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唤醒了国人的觉悟，为民主革命胜利鸣响了礼炮，充分发挥了革命思想的战斗号角作用。  革命党人在运用批判的武器向封建专制发起猛烈攻击的同时，还用暴力斗争的手段，推动了武器的批判。1906年至191 1年革命党人参与和领导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忠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皖浙起义、滇西各族人民起义、广州新旱起义、黄花岗起义等数十起武装斗争。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使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成为人心所向的事业，并最后形成了以武昌起义为焦点的辛亥革命。

    　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初步发展

   　20世纪初，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辛亥革命的推动分不开的。  

 　（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促进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大众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规范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承自天命，其行使也同样受命于天，即为君主之事。广大民众，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专制与独裁的政治环境下，各阶层民众均没有参与政治的任何可能。清朝末年，鉴于民族危亡和政治腐败的严重危机，以新兴阶层为核心的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高涨，进行各种形式的革新运动，包括政党活动。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为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使政治、政党成为广大民众实现利益和权利的重要途径。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利。辛亥革命之初，言论开放，集会结社自由，民众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改变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状况。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议会机构拥有较高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由其批准方可实施。在20世纪新中国建立前的整个中国政治发展史上，这的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时代的曙光。为了保证政治热情的有效释放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成功，人民群众必然要求助于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党。因此，政党政治之勃兴的时代就来到了。  

 　（二）辛亥革命前后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20世纪初，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先后建立了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数百个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这些组织的发展和组合，促成了政党组织的形成。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人汇集多种革命团体，创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极大地推动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改良派利用预备立宪，特别是利用1908年后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与活动的机会，从这些相似于西方议会的机构中合法地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改良主义政党。除了上述政党及政党性团体外，还有大量的现代性会党团体。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自1899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国内公开出现的团体668个。这些政治组织的广泛建立，不仅直接推动了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焕发和培育了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习惯，给清末民初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干部，准备了群众。  

 　　辛亥革命后，各阶层成员，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创立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试图以此控制政权甚至取得执政地位，直接对国家政治利益的分配进行干预。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张玉法统计，民初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具健全政纲或某一方面政纲者即达35个.中国式的政党政治的局面出现了，虽然命运不济，但出现这一种曙光，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的有力推动。   

　　（三）国内交通和通讯状况的改善，为大规模政党活动的操作运行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政党政治不仅体现了现代社会文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物质文明的产物。离开便捷通畅的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很难想象全国性政党及其大规模活动的操作和运行。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屏障重重的中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辛亥革命前后，沿江、沿海航线和京汉、津浦、陇海等铁路干线已建成；各大中城市之间，已建立起比较现代化的电报及邮政系统。尤为重要的是，新闻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国初年，全国报刊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共4200万份。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系统有效地扩大了政治动员与通讯的规模与功效，大大缓解了地理环境对全国性组织调控和大规模政治操作的不利影响，对政党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行不通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以致在民国初年形成所谓“政党林立的时代”。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共同组建国民党，在次年2月的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但袁世凯为了实现专制梦想，攻击“政党无用，徒有贻害国家，于政有百弊而无一利”，并不惜一切决意摧毁整个民主势力和一切政党政治。二次革命后，袁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初又废止国会，最终以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的这一历史悲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政党政治的模式必须与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就辛亥革命本身来看，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到可以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建立并掌握政权的程度。这种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各政党的政策取向往往只是温和的、中间性的，难以提出彻底的革命性政策纲领。就同盟会而言，1912年3月，也放弃了激进的民生主义政策，彻底抛弃了民主革命的取向。二是各政党均把西方政党合法斗争的经验神圣化、理想化，因而涣散了武装斗争意识。在民国初年，各政党对西方合法斗争盲目推崇，醉心于议会中的角逐。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放弃武装斗争的传统，在袁世凯的专制打击下，失败则是必然的了。三是政党活动的范围狭窄，进一步疏远了资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民国初年政党活动主要以有限的选民为对象，而选民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按民初《选举法》规定年纳税2元以上或拥有500元不动产者。这样，占总人口90%以上的劳苦大众是不在此列的，政党的政策措施只能以10%的人的意志为转移，至于贫苦农民的土地，显然难以顾及。

   　毫无疑问，不改变民国初年各政党在政治发展的目标、道路、政策选择以及主体性力量等根本问题的失误，不能推翻封建传统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封建地主官僚势力，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建立和组织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政治。  

 　　总之，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诸多理论、学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均告失败，或被新的理论、学说所代替。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中所采取的斗争形式特别是组织形式——政党，却被中国人民所扬弃、继承，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之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取得光辉业绩。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政党政治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