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政治心态及成因试析

　　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质的变化。在这激荡的岁月里，时代风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镌下深深的烙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心理状态（特别是人们的政治心态)，又对当时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所以。从政治心态角度出发，去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最核心内容——政治变革。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正确分析和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政治心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愈陷愈深。然而，“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他们肩负着解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跨进了20世纪的大门掀起了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变革之一。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摆脱‘民心所向”的客观规律。它的发生、发展、结局都与人们普遍的政治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其影响和制约。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的三种政治心态：

   　第一阶段，辛亥革命前。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人们的政治心态趋向于“求变”。谋求以革命手段或以温和的改良方法去破除旧有政治制度或体制，建立新政治制度或体制。  

 　　首先，激进群体（以体现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各种革命团体、政党为主要代表，如中国同盟会等）是‘求变’政治运动的最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强烈要求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西方民主政治痴心一片，“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他们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命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其次，保守群体（以体现新洋务派、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益的政治派别为代表)是‘‘求变’政治运动的“本质”支持者。由于保守群体多脱胎于封建阵营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辛亥革命前。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们只要求用温和的改良方式来达到改变政治制度的目的，甚至引革命派为仇敌。反对暴力革命，但他们本质上也要求‘革新图治”。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即使如晚清状元张謇也曾语出惊人：“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特别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被称为“皇族内阁”的内阁之后。经历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和平请愿而未达到速开国会目的的立宪派强烈要求撤消“皇族内阁”。并在《宣告全国书》中指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动嘴脸。正是由于保守群体与激进群体的“求变”本质的一致性，保守群体才会在辛亥革命中迅速转向激进群体发动的革命。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再次，稳定群体（以农民为主体的中下层劳动群众）是‘求变’政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赋薄徭轻、社会安定历来都是稳定群体的最大和最基本的政治愿望，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他们“生计日蹙”，进入20世纪更是苦不堪言。以致百姓与统治者之间‘恩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己成危象”。“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人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不可遏制。自然，对外反对外来侵略和对内要求改朝换代成为他们最迫切的政治要求和愿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外交困的政局，作为统治者的清政府也被迫在“求变”政治心态的作用下酿出了‘‘新政”这杯“种豆得瓜”式的鸩酒。八国联军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慈禧太后，维护王朝统治的求生本能使她终于承认了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于是她于1901年8月20日亲自发布文告，宣称“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然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万古不易之常经”为前提，“常经”就是‘三纲五常”。虽然如此。“新政”所引发的仍是由时代决定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背道而驰。军事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清政府的掘墓人，而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造就了一大批立宪派——统治阶层内部的‘定时炸弹”。  

 　总之，人们的“求变”政治心态已使革命爆发的心理条件成熟。这正如1911年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所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同情。”民心之所向，人心之所归，己使清王朝的覆亡不可避免。 

  　第二阶段，从武昌起义爆发至“二次革命”。这一时期民国建立、帝制取消，人们的政治心态趋向于“求安”，是一种在现有政治制度之下，为谋求稳定、和平而妥协、苟安的政治心理。

   　首先，激进群体（先以同盟会、后以国民党为代表）在革命一开始便希望达成妥协，结束战事，速定共和。以换取廉价的胜利。早在1911年11月9日黄兴便致函袁世凯争取他“反正来归”。在黄兴看来。“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们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革命派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如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就这样写道：“先生(孙中山）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余集诸人意见以陈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甚至出现了在“二次革命”的枪声打响以后，400多名国民党议员中的绝大多数竟然仍在北京国会里坐而论道。 

  　其次，保守群体(先以立宪派、后以进步党等为代表)的“求安”心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面对革命的伟力。认识到如果坚持反对，毁坏的将不仅仅是清政府，对抗的加剧势必会危及整个社会秩序。威胁其既得利益，只有对革命采取支持态度，才能使他们在革命阵营内保持实力，继续发挥影响力。使整个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于是他们主张“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所以，他们利用自己在各省咨议局中的潜在势力联合旧官僚迅速夺取或挤入各地政权的同时，一致表示‘赞助项城（袁世凯），早安大局。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祸，即在目前。”由于保守群体在当时的地方政局中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所以其“求安”心态也就构成了当时政治心态的最重要部分。  

 　再次。稳定群体（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下层劳动群众）是这一时期“求安”政治运动的稳定支持者。稳定群体的绝大多数根本不能理解“共和”“议会”、“内阁”等西方民主的东西。“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求安”最终从心理层面上导致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迅速夭折。

   　第三阶段。“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异常险恶。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北洋群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大政治群体已经求安不得了，于是他们的政治心理开始逐渐转向了基于现有政治基本认同的“求治”。即在现有政体之下，谋求以深化改革或以新的激烈手段来影响、制约或推动社会转型的一种政治心态。  

 　　首先，激进群体f先以中华革命党，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是‘‘求治’政治运动的主动实践者。起初，他们为实现“谋国者”能“为民公仆”，真正为国民“谋吃饭”、“谋穿衣”、“谋居屋’、“谋筑路”的“真”共和。而进行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革命斗争。他们指出：“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这清楚地表明了革命者要改造社会盼‘求治’要求。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后来激进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从思想文化角度去探索实现“真”共和盼‘求治”之路。他们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号召，批判1日文化、【日思想、旧礼教。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从国外引进了各种学说和思想，作为疗救中国的良方。但其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引进了什么。引进了多少，而在于它使更多的国人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使‘求治”被时代赋予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和目标。 

 　 其次，保守群体(先以进步党，后以安福系等御用人员为代表)是“求治”政治运动的被动参与者。保守群体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为维护其“狭隘”的既得利益。而“安”于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排挤激进群体的政治代表，但好景不长，他们也被袁一脚踢开。“求安”不得了。于是他们的政治心态被迫转向了“求治”，首先打起‘护国”旗号，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又认识到“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珊‘民主”与“共和”，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好人政府’、联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着实热闹了一番，但都无果而终。 

  　再次，稳定群体(以工人为中坚，农民为主体的中下层劳动人民)是“求治”政治运动的积极响应者。稳定群体从来都渴望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战乱和灾荒使稳定群体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军阀，这也使稳定群体具备了积极参加‘求治”运动的内在驱动力。而此时的激进群体已经认识到了稳定群体中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并有意识地启迪他们的政治觉悟，使稳定群体逐渐成为‘求治”政治行动的主体力量。这样稳定群体便以主角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总之，人们的“求治”心态，使中国在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中最终找到了真正实珊‘民主”、“共和’的“求治”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综上所论。不同的政治心态必然导出不同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制度和体制。影响政治变革。革命前的“求变”心态导出了革命的发生、帝制的终结、民国的建立：革命中的“求安”心态导出了民主共和的夭折；革命后的“求治”心态导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发展方向。显然，政治心态的政治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探讨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并不在于是什么政治心态而在于为什么是这种政治心态。其借鉴意义有多大。

　　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政治心态之成因  

 　　西方侵略者利用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再也不可能按照自身的发展态势新陈代谢，更新发展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从此，近代中国不自觉地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演进过程。所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因也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各方面功能的失衡。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二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引起社会结构功能的变更。它们导致了原有社会政治的崩溃，特别是人们对原有社会政治的绝望，从而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两种恐惧。生存本能的现实性恐惧和洞察未来危险的未来性恐惧。而恐惧的程度决定了“求变”愿望的强弱。由此，近代中国的生死大限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求变”政治心态客观实践的必然性。于是，辛亥革命便爆发了。

   　辛亥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但是革命的实际结果却只是保留了“民国”政体形式而已。而这种革命目标的走势错位却是在“求安”政治心态的影响和制约下造成的。那么，“求安”政治心态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任何政治变革都需要一种政治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转化积淀为政治心理，从而在政治行为中体现该理论。但是，当“亡国灭种”的恐惧不能使人们冷静地思考时，对政治理论的选择就必然带有了急于求成的主观性。因为作为曾经成功“同化”过其他文明拥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最后的“康乾盛世”之后，马上就面对了一种根本异己的优越文明的挑战。这种挑战使它丧失了曾经的自信和成功，而成为了被冲击甚至被征服的对象。由于它不可能像落后民族或缺乏文化根基却能善于学习的民族一样能够轻松地消化吸收异域文明，所以曾经的成功给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过程中的人们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桎梏。当人们的政治心态接受不了现实的残酷性时。人们往往就会选择适合自己心理接受阀限的妥协甚至是谬误，即使是激进群体也不能例外。虽然他们是民主共和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但他们却回归到企图靠煽动非理性的狭隘的反清民族情绪来达到迅速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性“求变”目的。“资产阶级利用广大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来鼓吹革命，这是对的，不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就使得革命派自身都没有做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心理准备，只满足于帝制的取消和民国形式上的建立。孙中山曾叹言：“本可以从此继进……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余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中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

   　其次，“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引起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因而在各个社会阶段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引起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那么，那些阶级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时代精神’和‘民族性’也就跟着变化。”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半封建社会，虽然已有不少的资本主义因素，但封建主义仍是主体，试想如此生产力水平，如此经济基础，如何能生产出大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心理并上升为政治理论来指导实践。显然，当时民主政治心理与理论的本土化生产己不可能，只有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但是，“求变”政治心态作用下发生的辛亥革命建立的仿西方上层建筑在寻找自己应植根的经济基础时，遇见的却是不可能仅靠上层建筑的急剧变化在短期内就能发生根本变化的旧有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滋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决定的政治心态必然也是狭隘的。这使得任何巩固民主政治的激烈行动在这时都成为了不相宜之举。如在“二次革命”中，广州独立后。港粤商人便群起反对，以商会或个人名义上书袁世凯“赣乱发生，粤复独立，非诛孙黄无以安天下”。而南京商会竟表示‘愿付巨款’以求讨袁军让城别走，连本阶级都不支持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革命派的斗争。  

 　　再次。“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图有虚名。”只有在心理层面上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心理认知，上层建筑的地位才是巩固的，这需要舆论来作先导和准备，领导者的领导素质在这里尤为重要。但是“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于西方17、18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这都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结果，“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1日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自然“求安”妥协，也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求安”政治心态的产生导致了临时政府的夭折，而临时政府的夭折并不是产生‘‘求治”政治心理的源泉，只有感受到民主共和的夭折才会产生“求治”政治心态。    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赋予了人们基于生存本能的最低精神价值取向，即独裁专制的反动性和民主共和的进步性。重要的不是人们真正理解了民主共和，而是普遍f至少是感性认识上）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正确性、进步性。维护民主共和便成为了人们最低的政治价值要求。“民国’的招牌几经曲折却能够保留下来，便是对它基本认同的证明。所以，“求治”便成了对‘民主共和夭折”的政治心理的反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真正解决“求治”问题就必须保证先进上层建筑在落后经济基础的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求治”者们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地判断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真正愿望、要求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伪的臆测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群众受了某些旧偏见和旧残余多少影响、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而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便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这要归因于“求治”政治心态，是它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中国的真正出路。在这里肯定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性，而是指两者相较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它适应了人民要求。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上帝就是人民，所以。时代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最终都表现为人的进步和发展。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社会结构中的各项功能的系统组合的演进。都在人的问题上得到全息的体现。自然政治运动也不能例外，“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千古命题无疑在上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所以说辛亥革命因“求变”政治心态而发生，因‘求安’政治心态而遭挫折，又因“求治”政治心态而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给予产生于社会实践而又超越了实践，拥有相对独立能动性的人的政治心态以充分的关注，探讨其成因。因势利导，利用它的积极作用，克服它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