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意蕴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若从戊戌变法算起到新中国诞生前，前后经历了50余年，其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政治现代化的最大成果，它不仅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在构筑现代政治实体中所展示的新的政治理念、新的制度精神和新的政治功能给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解读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意蕴，正确科学地评价辛亥革命，对于我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探索历史的总结，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沉重打击，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发生断裂。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尚未建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开始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发展上看，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从实现主体上看，既有封建统治阶级又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模式上看。以西方文明为蓝本；从路径上看，经历了“器物一制度—文化”变革的三部曲。这些特征表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面临着“西化与化西”、“观念与体制”、“救亡与启蒙”的痛苦抉择，而且这种抉择在中国近代史上往往表现为非唯一性。

       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这次现代化是由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发起的。他们有感于国家的衰败。并把失败的原因归究于军事的不敌所致。故自上而下搞起了“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其间经历了30多年。客观地讲洋务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萌生的以军事国防的现代化来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身为封建官僚阶层，他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地位使他们只能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来接受西方文明的挑战。但同时他们又是整个统治阶级中最先觉醒并准确判断时下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变”的姿态来顺应这种大趋势，这多少显得有点无奈。然而就是这种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有限的改革也最终被强大的守旧势力所淹没。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给封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丝光亮，现代工业的存在多少也改变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基础。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使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不再局限于“奇技淫巧”上。它还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为以后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做了不自觉的前期准备。洋务运动之后短短数年间。资产阶级改良派一跃而成为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们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清醒认识到，中国之弱势不在军事和经济而在制度。正如他们所言“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这里的“根本”显然是指封建制度，于是中国的现代化由国防现代化迈入了制度现代化。资产阶级改良派扬弃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试图将西方政治文明嫁接到君主专制政体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体现了国人在现代化认识上的进步。康梁等人一腔热血。奔走呼号，借助于光绪皇帝力量自上而下进行了政治改良。遗憾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本有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转机的政治改良，在惯于玩弄权术的西太后等顽固派手中，反而演绎成排除异己的宫庭斗争。最后103天的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宣告结束。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还给人们留下点希望——寄托于开明的君主进行政治的变革。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则使人们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要对现存的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作些那怕是微小的变革几乎是不可能。希望到此还未彻底泯灭，机遇再次光顾了大清王朝，在晚清新政抛出“皇族内阁”的同时，也把留给这个旧王朝的最后一线生机抛弃了。事情就是这样。当一连串的改革相继失败。温和的、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已经用尽。历史把政治革命摆在了首位。

       早期中国的现代化，只所以起伏跌宕，蹒跚而行，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内部政治现代化的滞后则是根本原因。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拥有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是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的基本前提。国家政府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现代化的成功。日本的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美国军舰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海域时。日本统治阶级接受了中国抵抗欧洲列强失败的教训。充分利用外来侵略所激活的大和民族爱国心，使整个民族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刷新政治制度，从而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环境。反观近代中国，在进入变革时代以来，虽然大清政府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但是在推动现代化方面仍然是能起到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挫折后所指出的：“国家最高领导本来是可以力挽狂澜。扭转政治各方面衰败的。但清廷统治者却没有试图充分利用国家手中的现有资本。给自己发展出强大而有活力的政治机构来获取王朝或全民的目标。他们失去了这种本事。晚清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是满腹疑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孙中山基于对早期现代化教训的深刻思考，清醒地认识到“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用政治革命来代替社会改良，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成为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推翻了存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在中国乃至在亚洲第一个确立了共和体：而且一开始就把建立具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高度权威、稳定和统一的国家政权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这与以往过去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中国由君主专制迈向民主政治的转折点。尽管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这场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但它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闸门，作为近代史上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将永远载入史册。

     首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神”。这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区别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体系中，“君权神授”己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传统政治中虽然注重人在现实政治的地位，形成了人与社会、君与臣、君与民的关系等，但君权大于民权，君权来源于神权成为主导现实政治关系的基本规范。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乏一些开明君主。也曾有过‘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但这种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协调君与民关系，实质是把政治问题道德化。“仁政”、“为政以德”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第一次公开打出“主权在民”的大旗，并写入他们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这不但显示了与旧政权的彻底决裂，而且对于启迪国人的民主意识，弘扬民主精神提供了法律保障。这种作法对于在短期内树立新政权的政权权威，获得民众认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自辛亥革命后，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民主风气渐开。政治民主化一直成为现代政治的价值取向。任何敢于藐视民主。企图重建皇权，实行专制独裁者都被历史所唾弃，如袁世凯、张勋等人。

     其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法治原则。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从来就是维护其政权统治秩序的强制性手段。我国封建时代的法律更多的体现着皇权的意志，即所谓“朕即法律”，确保的是皇权不可侵犯性。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着完整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但就整个制度精神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政治文明为蓝本。第一次在国家生活中确立了法治原则。孙中山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立刻着手宪法的制定。1912年3月1 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颁布。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全面体现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的宪法性的文件。在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一方面确立了‘‘主权在民”和“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规定了国家性质、政府组成、政府权力的范围和权力的行使等内容，这些法律规定使民权和政权各自既有了法律的保障，又有了法制的约束。特别是《临时约法》破天荒地用法律形式对政府权力作了规限。《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权，并有权弹劾临时大总统、国务员：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是行政机关；法院行使司法权，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这些对政府权力的具体规定和司法独立与现代法治精神是一致的。孙中山曾设想，中国实现法治国家应有三个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在宪法之治阶段国家机关按宪法规定分掌权力，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均按宪法规定办理。到那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革命目的就此达到。    诚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设想在北洋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时都未曾认真履行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曾几度被军阀政客们所破坏，但我们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期望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立国、以法治国。建设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美好愿望。还是应给予肯定的。

      第三，以西方‘三权分立”政治理论为基础，确立了‘‘五权分立’原则，构筑了现代化政治体制。中国社会是一个早熟型的社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形成了高度稳定且日益完善的政治结构。各部门间虽有分工，但充其量是对皇帝负责前提下的职能分工，而不是权力分工，因为皇权是不可分割的，所有的部门只对皇权负责。无须对民负责，在这种政治体系中很容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统治者正是凭借这种利益链条来强化其专制集权。辛亥革命后。在如何构筑资产阶级政体方面，孙中山大胆引进西方‘三权分立”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将西方三权扩展为五权。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并不是尽善尽美，还存在许多缺陷。因此，他吸收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基本精神，注意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限制个人专权，提出将三权扩展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五权分立，在这种权力分立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五权分立’虽经以后中国政治实践检验。并不是最佳模式，而逐渐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新政权的稳定，广泛吸纳社会贤达人员。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发挥过积极作用。并由此成为了国家政体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转折点，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规避资本主义政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供了最早的经验积累。

     第四，开创了中国政党政治新时代。政党在中国社会的出现是一种历史进步，是我国政治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标志，民众开始改变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境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随着政党的发展，传统的君主政治逐渐让位于政党政治，政党成了进行政治活动、运用政治权力的重要主体。因而是否实行政党政治、是否允许不同政见政党的存在就成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重要区别。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各社会形态中。其政治系统呈现高度封闭性，统治阶级内偶有朋党之争，但对皇权都不构成掣肘，而且普通民众集会结社也为官方所不容。因而这种体制下造就的只能是帝王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创设，民众的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由政党而走向政党政治已成必然。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建党高潮。据史料载，当时社会上有大大小小的政党300多个，仅在新成立的议会活动的政党曾多达30个。这些政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利用有限的空间，表达政见，批评当局，促使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即使在袁世凯统治的国会中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以至于袁世凯、曹锟这些军事强人们，想当总统也不得不采取武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来操纵国会，以使自己当选“合法化”。自袁世凯后，中国政坛有些政治团体虽然不再用政党名称，但实际上就其活动的主要内容看，仍属政党范畴。

     另外，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功能专门化方面也作了大胆尝试。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最大不同在于，作为现代政体它的功能实现主要依靠专业化分工和科层组织管理这样一些复杂的机制。政体内部专业分工越细。科层组织变得越精密、越复杂、越有纪律性。政治功能化水平就越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让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诸如立法、行政、军事和科学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去，由专门化的机关来执行，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分层管理。这种机构设置对于政令畅通、提高效率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多月，政治功能的发挥并不十分明显。有些还处于框架中。但是从新政权政治架构的价值取向看，无疑它是进步的现代的。

    三、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共两党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国共合作成为自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新类型，中国有望进入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然而从蒋介石起。“训政”、“攘外”、“统一”都成了国民党打击排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口实。孙中山时期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演变成蒋介石国民党的个人专权和一党独大，中国政坛再起风云。被迫退出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并且深深认识到没有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经过22年的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都预示着中国政治现代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诞生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受国内外政治因素影响，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一度受阻。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与世界交流和融合中，不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从而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现代化方面的决心，为我国政治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从戊戌变法至今，百年的政治现代化实践说明，政治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革命的决策，一种崇高的追求，一项制度的架构，它取决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一个新制度设计固然可以通过政权力量加以肯定。但制度的规范化运作还应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经济、文化、观念。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人治文化、官本位文化等封建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要加强政治制度建设，而且还要重视政治文化建设，用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民本位文化取代官本位文化。这正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思考。

     对于辛亥革命，无论怎样评价，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从根本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培养人的，它的成果体现在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要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江泽民指出，精神文明建没工作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紧贴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欢迎的事情上。他说，要有效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投入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此，他提出，要运用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和各种文化设施，开展健康有益、积极向上、形式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中受教育。通过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开展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活动，把精神文明建没落实到城乡基层。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提高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村镇文化是开展群众性创建活动的重点，是吸引亿万农民参与改造环境、转变风气和建设文明生活的重要途径；企业文化搞得好。对于提高职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和调动广大职1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效果；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校园文化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创造，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军民警民共建活动，则是部队和公安部门与驻地人民群众共同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好形式。通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人民群众在参与各种活动中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从而优化城市乡村的整体面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特别是精神状况。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能使人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从而激发和鼓舞人们为现代化建没而奋斗。能提高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能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和整体思想素质；能在移风易俗、同各种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的本质和潜能得以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主张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对社会进行变革。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变革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思想意识。列斐伏尔的这种主张，是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革命、意识革命的观点相一致的，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对我们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