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的嬗变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权威的嬗变密切相关。可以说, 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新式权威的崛起是辛亥革命爆发和成功的起点和原因, 新式政治权威的地位确立与否又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里, 笔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为中心, 考察辛亥革命时期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和新兴政治权威的崛起历程, 以透视我国百年前政治转型的困境及影响因素。

一

       一般来说, 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被承认和服从的状态,合法性的获得一般来自于政权较长时间的存在、政府的组织结构、良好的政绩和对国家象征的操纵。但是, 晚清时期, 以皇权为代表的传统型封建政治权威的政治合法性受到了极大挑战。

       合法性危机首先是由于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面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 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 一败涂地;而失败之后, 仍然不图改革, 消极应对, 苟延残喘, 引发全社会的普遍不满, 清封建政治权威急剧衰落。1907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后, 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 是为宣统小皇帝。一则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 即在为溥仪举行继位仪式时哭闹不止, 载沣在一旁哄道 快完了! 快完了! !这被认为是清朝天命将尽的一大表征。当时 不用掐, 不用算, 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 明年种地不纳粮! !的民谣流传甚广。

      同时, 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特别是新兴阶层力量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强烈。立宪派矢志变革现状, 积极推动地方革新, 力图于时势有济, 这对清政府构成巨大压力; 加之, 晚清时期自  同治中兴以来, 地方督抚势力不断膨胀, 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不断加深, 中央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如 东南互保 的出现, 对清廷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清政府的腐败, 以及对民众利益的漠视, 导致清政府丧失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执政资源更少, 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更加脆弱。

       应该说, 清政府对合法性认同危机不是没有认识, 也试图积极推行新政, 但是清政府内部整合能力不足, 无法建立制度化的政治架构, 并以强化传统政治权威为基础来推行改革, 结果越改革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流失越多。其时, 清政府以中央设立资政院、地方设立咨议局为立宪之基。但咨议局章程中明确规定: 咨议局之设, 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 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 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 夫议院乃民权所在, 然其所谓民权者, 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

      议政之权虽在议院, 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可见清廷之旨意。清廷对立宪明显缺乏诚意, 对立宪派的要求敷衍了事,后为保 皇权永固, 玩起了 皇族内阁的花招, 让立宪派深感失望。同时, 立宪派与地方当局的矛盾冲突亦不断加剧, 并波及到中央。此时清政府合法性危机加剧, 统治陷入困局, 人们亦产生了一种普遍的信念: 清王朝的末日迫近了。时人认为这并不单纯是衣食无着的穷苦下流人的感情。就是那些有名气的、有文化的大绅士, 也知道王朝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连封建统治的忠实维护者湖南著名保守绅士叶德辉对清廷的失望之情亦常溢于言表, 他曾对湖南巡抚余格诚说:窃恐不出二三年, 中原官吏皆革职矣。

       正是由于对代表传统权威的清朝政府的愤怒和憎恨, 推翻腐败无能的旧权威, 改变传统权威所维持的不合理的政治秩序便成为民众的共识。因此, 武昌首义爆发后, 各地民众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关注, 普遍乐见革命发生并热切盼望革命成功。江苏巡抚程德全九月初二致电清内阁称: 时事报馆登载革命军战败一条, 即时有千百人前往攻诘。人心如此, 良可慨痛! 窃谓今日之大患, 不患革党之猖獗, 而患人心之涣散; 不患武昌之失陷, 而患各处之响应。革命异说深入人心,由来者渐, 人人有思乱之机, 处处有蠢动之势, 危急存亡, 事机甚迫。据茅盾回忆, 武昌首义后, 时在湖州府中学读书的他们对革命并无多少了解, 甚至连三民主义这个名词也不知道,然而 武昌起义的消息把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无条件的拥护革命, 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 我们并不是依据了什么理论, 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 我们所以如此深信, 乃是因为我们目击深受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 民众生活的痛苦, 使我们深信这样贪污腐化专横的政府, 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 而 一般的小市民都默认革命党之成大事已无疑问。

二

      与此同时, 新政治权威也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断孕育。特别是中央资政院、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公所等新式宪政机构建立后, 原来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立宪派绅士成为新式社会权威力量。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空间, 逐步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有学者指出: 士绅的政治化也许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特征!。( 其中咨议局之设为立宪派绅士等新兴的社会权威跃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组织化保障。谭延闿在湖南咨议局成立大会致辞中说:咨议局所宜注重之事: 一在和衷共济; 二在化除畛域; 三在言行相顾, 而归结于官民合力、去从前上下相隔之弊。认为 官吏与议员所见未必相合也, 若其甚不相合者, 两方必有一私。非议员之有意迫官, 即官吏之轻视民事也。因此, 议员代表全省人民所议, 而与人民之利害相反, 是不足谓之为舆论, 即不得谓之公; 若议员所议者而为人民之所利、利于民者, 未必不害于官, 官乃欲牺牲人民以护其私, 是不足谓之公诸舆论,即不得谓之公。立宪派绅士依托咨议局等平台, 不断挑战传统政治权威, 各地咨议局逐渐成为各省的又一大权力中心; 清政府加强集权的措施, 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地方绅士的抵制,这对清地方政治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如长沙抢米风潮爆发后, 包括立宪派绅士在内的湖南地方绅士甚至公然请换与自己关系不谐的巡抚岑春蓂, 要让与绅士交好的布政使司庄庚良任巡抚。此直接干预清廷官员任免这一类政事之举, 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恼怒, 但又不敢太多发作。这种尴尬是从未有过的。可见地方社会权威已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周锡瑞也认为: 财政的军事的中央集权, 从上面削弱了省政大吏的权力, 而宪政改良在从下面给绅士一种机构, 使省政大吏为之掣肘。正好在这两种挤压之下, 许多巡抚丢官去职。湖南的岑春蓂就在这样一种处境中被绊住, 在其无力防止长沙暴动的时刻摔倒了。稍后一年多, 他的继任者杨文鼎, 在政府实行铁路国有计划和省咨议局予以反对的夹缝中又被绊住, 最后被迫辞官。同时, 立宪派绅士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 建立了辛亥俱乐部支部和宪友会支部等, 积极开展国会请愿运动, 推动预备立宪, 对全国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后, 由于清政府实行 铁路国有政策!, 招致地方强烈反对, 并引发政治风潮, 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亦愈加不可调和, 产生了强烈的离异倾向。时人指出: 是时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 辛亥俱乐部纷起。虽未侈谈排(满)革(命), 窃见清室贵胄专横日甚, 则亦愿革命之早成。盖从前持此议者, 在上流人物不过少数。至是官吏者亦复乐为之, 革命党人乃不啻得一大协会。

       1911年夏, 国会请愿运动受挫后, 立宪派亦对清政府完全绝望了。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表示: 国内政治, 已无可为, 政府已彰明较(昭)著不要人民了, 吾人欲救中国, 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 望联络各省, 共策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