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政治角色的生成

一、角色期待：“女国民”——投身革命与勇争参政

     辛亥革命时期，对女性政治角色的呼唤成为先觉女性和有识男性的共同期待。这种政治角色大而言之就是“新女界”的“女国民”身份，即敢于冲决网罗、勇于接受“新文明”，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名副其实的“国民一分子”。在人们看来，“女围民”是一个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体，要得权利必先尽义务，尽了义务，便有资格要求权利。陈撷芬在《女界之可危》-文中阐释了女性政治角色的生成：“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既不尽义务，即有权利，亦他人与我之权利，非吾辈自争之权利也。“‘吾辈即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义务，则权利自平矣。”在困难当头的情势下，有的文章呼吁“瓜分之祸，身受之者不仅男子，则排除瓜分之祸之责，亦不能仅恃诸男子。”“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困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困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匹妇，皆与有责也。”革命女杰林宗雪劝勉妹妹曾云：“不尽义务，安有权利？吾侪男子能打仗，尔女子文弱瞠乎其后矣。”何香凝则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复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为了唤起女性投身革命的角色意识，金天翮还特别把“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作为培养新女性的标准之一。莫雄飞则勉励女性当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角色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见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秋瑾在弹词《精卫石》中直呼胸臆：“报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发出了“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翻清王朝共同战斗的口号（见秋瑾《精卫石》，《中国女报》1907年第2期）。诸如此类言论，均反映出了以先觉女性为主体的进步人士对女性参与革命斗争的殷殷期待。

       这一时期，思想界对女性政治角色的期待已渐趋成熟。他们在引导女性参加革命斗争来尽政治角色之义务时，尤其关注女性政治角色的权利层面，并以“天赋人权”阐释女权的天赋性：恢复女权，不过是“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分之要求”（见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妇女时报》1912年第8期）。参政是女子本分应做的事情，并不是格外的要求；它是女子应有的，也是女子应争的。”见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同时，他们也从进化论学说的角度提出：“女子之有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见《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妇女时报》1912年第6期）在这里，先进知识女性提出的女性参政角色是以西方女性为范本，但又超越了西方女性既定的政治角色获得，她们坚信：“同是人也，彼一肝胆，我亦一肝胆，彼一耳目，我亦一耳目，彼一手足，我亦一手足，又非天厚于彼而薄于我，彼能做到的事，何独我中国女子做不到？”（见《湖南女国民会宣言书》，《天铎报》有的预见中国女子苟能于讲求卫生（指放足）、从事工业二事“诚心求之，以为自立基础，而更加益于学术，吾见今日荒荒大陆有吾女子树一帜、张一军于其上，他日羡世界女权者将不羡欧美而羡中国”(见《张竹君演说词》，《警钟时报》。这里也隐含了对女性参政素质的期待，反映出时人对女性参政角色认识的深刻性。

       先进女性认为女权之获得不能完全依赖男子，还需女性自身去努力争取。如若不然，则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为女子设身也”（见陈撷芬《独立篇》，《女学报》1903年第1期）。这种期待虽有偏颇之处，却不失有唤起女性自觉行动之功用。当时的激进女性认为，女性争夺参政权，还需满怀信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辛亥革命后，唐群英发起组织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即宣布：“当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见《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报》)此时，张昭汉在号召女界以“愚公移山”精神，奋力争取参政权时，亦提出了当有“纯洁之道德”，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越道德范围”。所谓“纯洁之道德”，就是同男子一样，“皆有以扩政治之思想，急国家之义务”，并认为这是女界争自由、复女权所应遵循的一个原则（见《（神州女报）发刊词》，《神州女报》1912年第1期）。金天翮则认为：“女子议政，在今日世界已不可而避矣”，随着女性教育素质的提高，女性参政能力亦将提高。这样，女性不仅可以取得做议员和海陆军、大藏、外务等省（部）任职资格，甚至可以“举大总统之职”。

    以上种种言论充分显示出，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女性政治角色的期待，比之戊戌维新时只强调女子的“强国保种”义务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对女性参与革命斗争并获取参政权的双重期待、正是女性政治角色生成的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并切实地引导女性进行这方面的角色扮演。

    二、角色扮演：从军参政尽显风流

    1．革命斗争中的女性政治角色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身肩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女性的革命斗争主要围绕这两条交织的战线展开。这里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女性革命斗争，也有女性自发的革命斗争；有中、上层知识女性的参战，也有下层农妇和女工的抗争；有国内女性的不屈奋斗，也有海外女留学生的遥相呼应；有激进派的女性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也不乏温和派的女性以其他形式援助革命斗争；有女性革命社团的纷纷涌现，也有女子军的首次亮相；有辛亥革命前的女性战斗风姿，也有辛亥革命后女性政治斗争的延续……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革命斗争中女性政治角色的内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以反帝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政治角色的风貌。

      1901年，中国爆发了反抗沙俄妄图霸占我困东北的拒俄运动。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集会，力主拒俄。青年女子薛锦琴慨然提出，“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气，以困家事为己身之事”，并要求撤换谈判大臣（见《蒋氏演说》，《中外日报》）1901-0 3-27)。1903年4月30日，上海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参加了千人大会，使拒俄运动走向高潮。此时，在东京“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她们“决意从军北征，军中看护死伤事”（见《留学记录》，《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1904年1月21日，上海宗孟女学还创立了“对俄同志女会”，入会者近200人，以郑素伊、陈琬衍、童同雪为总议长。上海、东京的女子拒俄运动初显了女性的政治觉醒。

      1905年4月反美拒约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一些女性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1905年7月，上海女性有百余人集会，商讨反美办法。广东女界则决议当年中秋节一律不买用美国面粉制成的月饼等。她们还向各厂女工宣传，并参与出版了《拒约报》，从而使反美情结凝于女界心中（见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1905年后，女界又活跃于各地的保路运动中。为反对清政府变相出卖路权的行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两省女界开展了集会演讲、集资认股、组织团体、通电请愿等系列活动。1907年II月，上海女界保路会和女国民拒款公会宣布成立，带领江浙女界进行“拒绝外款，力保主权”的斗争（见《神州日报》1907-11-09)。可以说，江浙女界为沪杭甬铁路收回商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2年11月《俄蒙协定》出台后，沙俄将外蒙纳入了它的殖民地体系。女界闻而愤慨，发文痛斥沙俄侵略者，号召女界为征库军队募集军饷。一些女性如尹维峻、吴淑卿、唐家伟等还积极要求组建女子军，参加征库抗俄军事行动。一些女性还发起了抵制俄货、俄币运动，以制裁沙俄。女界的救蒙运动最后虽因袁政府的卖国方针而宣告失败，但她们的反帝爱困精神却永远光芒四射。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政治角色还体现在她们所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反清斗争上。激进的革命女性大多以同盟会或光复会为依托，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会员总计约59人，包括何香凝、秋瑾、吴亚男、吴弱男、林宗素、吴木兰、方君瑛、何少卿、徐宗汉等人。光复会女会员有秋瑾、尹锐志、尹维峻、徐自华、陈婉衍、童同雪、沈警音等27名女性（有的女性兼有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组织的会员身份，如秋瑾等人）。先进女性的主要政治活动包括：主持秘密机关，担任掩护、联络任务；负责制造、运送、分发武器等事项；筹措经费，以助起义等。其中有的女性还以个人身份或组建女子军直接参与武装斗争，有的人则参与暗杀活动，甚至独自运筹一次起义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进步女性积极组织女子军、北伐队和各种筹款团体，为革命尽己所能。在军事团体方面，湖北有吴淑卿和曹道新所领导的女子军，浙江有尹氏姐妹组建的“浙江女子国民军”，广州有邹鲁、高剑父等发起的“广东女子北伐队”、上海则有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等。此外，知识女性还组建了各种革命后援团体。如伍廷芳夫人率先发起“上海女界协赞会”，很快为革命募得2万余元。唐群英、张汉英等人成立的女子后援会则一面派人往各处调护革命受伤士兵，一面在各省筹款。女医生张竹君则组织“赤十字”会分赴汉口、汉阳以及镇江、南京，先后救护伤病员2000余人。辛亥女性结群意识下的从军救困行为，无疑是她们政治角色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

      辛亥革命时期，投身革命斗争的女性，据不完全统计，有姓名可查的达380多人。她们的革命风姿恰如孙中山所言：“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性在革命斗争中的角色成就奠定了她们日后参政的基础。

     2．参政运动中的女性政治角色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好转，女子参政问题凸显出来。一些知识女性高举“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旗帜，以妇女参政团体为依托，将蕴积良久的参政意识一变而为轰轰烈烈的参政实践行动。这一点恰如谈社英所言：“女界为革命潮流所鼓荡，风气渐开，又以参加种种军事、救济、募饷等实际革命工作，益复认识国民身份与责任之所在，一若迷梦顿醒。”先进女性纷纷将原有的军事救护等团体改组为要求女子参政的组织。她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追逐，而是独挡一面地进行角色抗争。在众多的参政团体中，掀起女性参政运动高潮的主角为“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后的“女子参政同盟会”。1911年11月，林宗素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宣布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1912年1月，林宗素拜谒孙中山，孙中山表示男女原应一例平等参政。孰料却遭到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的首先发难。章炳麟质问孙中山：“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乃闻某女士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要孙中山“慎尔出话”。孙中山无奈表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林宗素针锋相对，发文痛斥中华民国联合会，否认“闲谈”之说。由此掀起了激进派女性要求参政的高潮。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女子参政团体多次上书参议院，言明女性参政心声。唐群英等几十名女性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见《时报》1912-03-23。当临时约法排斥了女性的参政权后，唐群英等人义愤填膺，于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大闹参议院，踏倒卫兵，砸烂门窗，以过激行为表达了女性勇争参政的强烈心愿。4月8日，女性参政团体扩大组织，联合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改组为女子参政同盟会，实现了激进女性参政团体的统一化。她们指出：“政治上之不平等，即吾女子最先受病之处也。”因而满心希望在将来制定宪法时，能解决女性参政问题。女子参政同盟会派代表分赴长沙、武昌、杭州、苏州等地建立了分会，形成了要求参政的网络系统。

      除了上述激进派建立的女性参政团体外，社会上也出现了温和派建立的女性参政团体。1912年3月，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宣告成立，“以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政治，提倡实业，养成共和国完全高尚女国民为宗旨”，并创设女子完全法政学堂，以为参政做准备。她们要求：“于参议院存案，俾国会议决时，为女界预留旁听所及参加一席，数年后，女子之政治知识既具，资格已足，乃可实行。”她们提出了女子参政“不应抱浮躁宗旨”，应“行以郑重之动作”。孙中山对此派女性参政态度颇为赞赏，但由于此时孙已不能左右时局，此派女性的要求和活动更不被政府所正视了。

      临时政府北迁后，以唐群英为首的激进知识女性紧追不放，联翩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一表誓死力争的决心。1912年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女性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女性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表示：“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见《女子参政者辱骂参议员》，《盛京时报》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政权“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我二万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女性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以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致力于要求修改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的有关选举条款的同时，女子参政同盟会中的女同盟会员还与同盟会内部反对“男女平等”的行为作了斗争，力争男女平权。1912年7月14日，在同盟会改组会上，针对宋教仁为取得其他党派的支持，不惜删去“男女平等”条款的行为，唐群英等群起质问：“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等’一条删去？显系蔑视女会员，独断独行。”并声明：“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断不承认。”女同盟会员王昌困“大骂大哭”：“同盟会为无数同胞血泪构成，汝辈竟丧心病狂若此！”（见《大公报》第3604号）唐群英盛怒之下竟要动手打宋教仁。随后，女子参政同盟会召开女界联合会，对宋教仁等进行猛烈抨击，并号召女界“切勿动摇”，“必达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见《平民日报》）。就当时情况而言，资产阶级上层妇女的参政运动已让位于资产阶级共和围的命运问题，它已失去了发展的政治条件，注定了消沉的结局。

    尽管如此，辛亥女性的参政运动也取得了少许的成就，在某些地方还有女性取得短暂参政角色。如在广东，女性们组织了女界权利研究社，提出在制定临时省会章程时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1911年末的广东临时省会章程基本满足了女界的要求，从而使广东省出现了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张源等10位中国也是亚洲最早的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可惜，由于国会不承认妇女参政权，女议员的地位极不稳固。随后，在1912年9月4日公布的省议员选举法中，广东省也将妇女临时议员从省议会中排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