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变动

      1901年《辛丑条约滏订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重和列强经济侵华的步步深入，晚清社会积蓄已久的各种矛盾日益向纵深发展，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迫于形势，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试图在保证大权不致旁落的情况下缓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的发生。在此期间，固有的满汉矛盾更加凸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争夺愈演愈烈，清朝统治者在这场政治变革中败下阵来，最终成为历史的旁观者。

一、政治变动中满汉矛盾的加剧

     满汉矛盾是清王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中始终存在的矛盾，也是清末社会矛盾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性难题。《辛丑条约>订前后，汉大臣备受重用，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一旦局势稳定下来，满汉之争必然立即呈现新的斗争态势。从1901年后新军的编练与掌握开始，满汉矛盾迅速展开并且激化。“新政’各项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后，直隶按察使杨世骧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敌，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日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此说正合袁世凯的心意，于是袁世凯决心继承曾李“以练兵为当务之急”的既定方针，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为他扩充新军制造舆论。1902年底至1903年初，其他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此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官僚掌握的统一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决定以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同时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作为各省编练新军的督导机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着派庆亲王奕勖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着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派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设立，形式上为了统一军政，收回各省兵权，而其重点很明显是要把北洋军收归中央：看起来是中央与地方之争，实际上是想培植满洲贵族的军事人才，削除汉大臣的兵权，是满汉之争。袁世凯以小站练兵的人员为班底打造北洋军，包揽军权财权，已经引起满洲贵族的猜忌。清政府打算以铁良取代袁世凯，铁良才具资望尚浅，暗中为其谋划的有良弼等人。

      1906年，清政府早先派出考察的五大臣回国，主张立宪，袁世凯在讨论官制会议上力主设总理大臣，废军机处，改组责任内阁，遭到满洲亲贵的坚决反对，‘及九月二十日上谕，宣示官制，则内阁之设，亦作罢论，而仍军机处之旧”。兵部改为陆军部，铁良为尚书，而且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收回北洋六镇，袁世凯不得已交出其中的四镇归陆军部直辖。不久，袁世凯和张之洞被调入军机处。对于汉族官吏来说，由拥有实权的重要督臣内调中央，通常是明升暗降的办法，在庚子事变以后更是如此，明示优崇，而实际上则要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当然引起了汉族地方疆吏的疑惧和不满。武昌起义后，除个别地方外，几乎没有什么汉族督抚对革命进行抗拒，这决非偶然，是因为清政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名打击汉族官僚的作法，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增强了官僚集团的离心倾向。但是，局势在1907年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等人的进退荣辱而失控，仍然有缓和的余地，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使用政治资源，是否扩大统治基础，有无改革的诚意和魄力。

     1908年1 1月后，宣统帝继位，其父载沣摄政，本来已经不利的局面因为统治者的狭和任性妄为而急转直下，在一意孤行地推行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的过程中，满汉矛盾更加严重，而且使上层满洲权贵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利害冲突。在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以载沣兄弟为核心形成了‘少壮亲贵集团”，他们的独裁与集权激起多数督抚的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在革命危机愈来愈迫近的情况下，有些封疆大吏竟屡次要求辞职，许多朝廷大员也敷衍公事，不肯负责，中央陷于很孤立的地位。对立宪运动的打击又使清政府失去了曾热情支持他的巨大社会力量。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革命风潮起于满汉矛盾，实行立宪可以化解满汉矛盾，平息革命风潮，‘政府不欲实行立宪则已，果欲实行立宪，非先平满汉之界，其道未由。故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则早一日成立宪之局”。从1910年2月起，十六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于北京集会，先后发起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然而1911年4月，清政府出台责任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族共占了九名，而在九名满族大臣中，皇族又占了六名，立宪运动深受打击。张謇说：‘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前景的惨淡，使他不得不在6月赴北京途中会晤袁世凯，做另外的准备了。武昌起义后许多立宪派人士纷纷表示“成与维新”，与其说是对立宪的失望，还不如说是对清政府的绝望。

二、中央和地方利益争夺的加剧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是极为有效和严格的。此后，由于湘淮军力量的崛起，地方督抚的权力渐次增长，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无可奈何的松弛了。武昌首义前夕，清政府中央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全国重心，而且是一个必须推倒的重心。

      清末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大致始于预备立宪之初。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委派载泽、铁良等八名满大臣及袁世凯等六名汉大臣共同编纂新官制。在会议上，铁良等坚决反对取消军机处，并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集权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1 1月6日，慈禧太后拍板定案，否决了责任内阁制，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正如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铁良任陆军部尚书，并从袁世凯手中收回北洋陆军一、三、五，六等四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明显反映出加强满洲亲贵集权的趋向。此后，中央集权的程度随着“少壮亲贵集团”执政而严重起来。1909年后，载沣下令在中央设军谘处作为最高参谋机构，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并命令海军各兵舰严格服从以载洵为大臣的海军部指挥。这些剥夺各省用人调兵权力的措施，遭到督抚们的一致反对。在这场争论中，中央权威的虚弱已经被时人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政治和军事的集权，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集权为支撑，中央这个空架子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有御使上奏说：‘今则中央政府所直接管辖者，不过京师百里之地面而已，其他则部臣委之疆臣，疆臣寄之百司，政令之是否实行，僚属之是否尽职，不得而知也。虽有督催，亦第空文一纸，虽有黜陟，全凭长吏一言，故京师行政衙门，名为总汇之区，实则闲散无事，盖辖境太小则权限甚微，亦势之所必然者，倘若长此以往，因循无为，不能将国防及军事上之动作，概归中央主持，那么异日分崩离析，大局难支，恐有欲谋改革而不得者。”载沣等确实正在图谋诸事由“中央主持”，然而事实上军权、财权早已在几十年间渐次下移，其中利弊丛集，积重难返，督抚们既要面对不停的民变与骚动。还要防范革命党起事，自然不愿将大权上缴，满汉矛盾又时隐时现，增添了政局的变数。

      经济危机可以说是压死清政府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辛丑条约》订后，为了偿付赔款，清政府除了向各省摊派之外又大借外债三亿四千万两，每年须清偿本息两千四百九十万两。此外，练兵费也是一项巨大的财政开支。从总体上看，清末财政收入在膨胀，而支出规模的膨胀更加迅速，入不敷出之数越来越大。1901～1906年，每年赤字平均达1 300万两左右。宣统年间，情况更加恶化，1909年的岁入为近2 7亿两，而预算开支则高达3.8亿两。从咸丰年间出现的财权下移已经发展到让中央无法忍受的地步，各项收入基本上已归地方征收和支配，中央的收入只有1 483万余元，地方征收的则相当于中央收入的近30倍，达到3.4亿元¨。二者的矛盾因此而激化。中央以度支部为核心，要求清理各省财政，度支部设清理财政局，另由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从宣统元年起，各省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入确数，这样就要把地方财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排除了督抚不经部准自行安排收支或隐匿收支项目的机会。督抚们强烈不满，地方官员与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摩擦不断。1909年底，中央又要收回各省盐政大权，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致电中央督办盐政处，电中且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专制自为者也。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自危头目乎？

     督抚们对财政集权如此愤恨，多方掣肘，使中央难以如愿，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内而各部院各拥一财政主权，外而各行省亦各拥一财政主权，乃至江北提督、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等处亦莫不各拥一财政主权”。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一面大举外债，以海关、邮政、铁路、矿产作抵押，一面又以损害地方民众，特别是地方中上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外国借款以加强政治军事上的集权。受损最大的多属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其中许多人是拥护立宪的，因而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最终酿成全国性的“保路运动”，长期的经济危机一变而成为难以挽救的政治危机。

     对于整个中央集权，汉族官僚中有实权者消极对抗，即使是满蒙地方大员也多有微词，立宪派则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央集权束缚了地方发展的手脚，限制了疆臣的主动性，而中央的执政者又不为人所钦敬，所谓‘一旦有警，疆臣既束于律令，而不敢为分外之谋，枢臣又困于见闻所不及，而未能应机以措置。始于两相观望，终于两相推诿，而天下之大事去矣”。从具体情况看，当时中国的改革需要国家权力集中，只有集中权力才能有效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是地方各界认为中央没有改革的诚意，为了维护特权地位不择手段，极不可靠。既然中央失去权威，那么只有凭借自身的发展，因此各省的省籍观念较科举时代又增强了许多，加上各省练兵、征税已非一日，俨然出现了一个个诸侯，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为中央集权的失败而加快了。

    清末政治变动始终贯穿着中央集权这根主线，固有的满汉矛盾随着集权的推行而不断显现，直至成为革命党手中号召民众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本来这面旗帜革命党已经举了十年却仍旧得不到民意的响应，在局势多变的预备立宪期间，因为“少壮亲贵集团’的短视和愚蠢，缺乏政治智慧，四面出击，扩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使革命党轻而易举地利用其决策的失误和弱点高举反满的大旗吸引民众，争取到立宪派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造成形势发展出现质的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