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士子的政治选择及其对革命的认知

     按照革命党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史，清朝不仅是革命党所推翻，而且付以时势所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受此观念影响，把共和代替君主制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朝代鼎革之际，士子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方式。其实，朝代鼎革，受忠孝仁义儒家思想熏染的士子总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明清以来，儒家思想中纲纪的内容更被统治者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忠孝仁义思想深深置入士子脑髓。所以明清鼎革时，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为明朝殉节的壮举。苟活于世者也多为遗民逃禅，不与清朝发生关系。但在辛亥鼎革时。这一情况却少有发生，即使自况为“遗老”、。遗民”者，其身份界定亦大有讨论余地。大部分士子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民国，其中曲折甚有探讨之处，时至今日仍为学界所忽视，并未把士子进入民国的过程以及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看作一个问题。然而。探讨这一问题可以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并加深对民初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因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先进。

一、清季士子的政治选择

    辛亥鼎革，除了少数抱覆清之志的革命党外，大多数清季士子还是属丁局外旁观者。他们依附于清朝政权，清朝大厦一旦倾覆，他们将要面临政治选择。但毕竟此次鼎革与以往异姓革命已迥异其趣，具有远比以往朝代鼎革更为复杂的内容，因而，当士子做出出与隐的选择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云南绅耆为例，大体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出隐之间

    举凡改朝换代之际，辄有遗老遗民涌现。清朝灭亡，虽也涌现出了一批遗老遗民，但真正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已不多见，更多的只是为了保守固有文化。最多也只能视为文化遗民。l就云南士子而言，坚持守节者并不乏人，例如：翰林罗瑞图对革命党相当抵触，革命后坚决不剪发，亲故中凡从事革命者皆回避不敢见；甚至还有以身殉节者，如张舜琴，在滇省重九起义几天后，从容仰药以死，一度引来世人热议f关于此节后面将详细论及）。反应如此激烈的士子实是凤毛麟角，因不够成结构意义上的群体分类判断，所以在此不作为一种单独的类型加以讨论①。而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即使自己以“遗民”自况，时人也视之为“遗老”，但就实际情况看，其身份界定仍很难以传统之“遗老”、“遗民”定性。在此点上，陈荣昌就比较典型。陈在鼎革时，认识到共和已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便希望在共和与清王朝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或由清朝的臣子来实现，皇室则实行禅让，主动宣布共和，达到两全其美的结局。这样既无事二姓之嫌，又可以开千古之创局。他一度上奏朝廷，希望朝廷比美唐虞，效尧舜之禅让，主动宣布共和。事不成后，又想借助既为大清臣子又是其推崇备至的岑春煊之力实现共和，多次致信赋闲上海的岑春煊要其出山成就千古之业，因岑春煊无法做到而归于失败。陈荣吕由此产生退隐想法。后经亲友的迭次劝说最终做出退隐决定，并表示要“为大清之遗民，为中国之良民”，只是表示不愿做官而已，态度相当缓和，和革命派的关系也相当融洽。革命派一再请其出山，陈屡屡拒绝，陈的这种姿态一度受到了媒体的称颂。在时人的眼中，陈也成为了品节高尚的遗老。而陈也在极力构建自己“遗民”的形象，一方面迁居乡村，潜心著述，课读子孙；另一方面尽量拒绝当道的敦请。但实际上，陈虽避居乡下，内外交往依然繁密，不仅当道不时拜访，对其生活关怀备至，而且陈也有限参与各种活动，进步党成立，列名进步党参赞之职，还是辑刻云南丛书的名誉总纂，护国运动时又任军政府参赞，在给龙济光的信中他也列名其中，等等。同时，陈和岭南的遗老们也有所往来，如丁仁长、张学华等。他们不时书信来往，内容则仅就诗文创作进行切磋而已，和岭南遗老们的政治态度也颇有距离。像陈荣昌这样在出隐之间，身份尚难界定的士子还有李坤、施汝钦、蒋谷等。

    有的士子退隐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表示其消极的姿态。例如王玉麟，民国建立，一度出任云南军政府民政司司长，可任职不久就辞职退隐。其实王玉麟辞职与亲家谢宇俊多少有些关系。谢宇俊清末时镇压革命党，入民国以后，受到革命党鄙弃，王玉麟多次为其排难，有感于亲家遭遇而毅然退隐，对此媒体有所推测：“盖其退隐之志早萌芽丁回滇之日，初不欲以桑榆暮境而当劳怨之冲，徒以为前清名宦历任繁富各缺不少尽义务，丁民国则不利之处所在多有，为公亦所以为私也！”|21可见，由于新|j葛难以厘清，而干脆退隐，对于民国并不存在任何消极的思想。王玉麟退隐后仍然积极从事地方事务，创办学会，为维系旧学而努力。

    而有的士子在辛亥革命发生时充满了恐惧，对前途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退隐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地也接受了民国。例如张学智，辛亥革命发生后，避地上海，与一同避乱的同乡有很多诗酬唱和，多有亡国之音，情绪低落。后来回到昆明，在1917年时，被督军公署聘为名誉顾问，开始融入民国。

    有的士子一方面为了保持道德的圆满，尽量不介入政治；而另一方面则为了稻粮谋仍然要端民国的饭碗，例如陈荣昌的高足蒋谷，在鼎革时“志在藏身”，陈则劝其就任秘书一职，认为“秘书一秩，实等于糊口卖文。藉微僚以韬晦，庶绝迹于要津。”因此蒋谷辞去法制局局长、团务局长、政务厅内务科佥事等职，而仅任军府秘书一职，后来又因陈荣昌的推荐出任图书馆馆长一职。

    更有的士子对民国颇有微辞，但仍出仕民国。例如施有奎，其认为“民国肇造，大权下移，名日共和，实则交乱，……”f见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书《存古轩文集》手抄本之施有奎著《与陈小圃启》），可是革命后，他仍然被革命党拥为云南银行行长，直到护国运动后才退隐家中。可见，就是对民国颇不以为然的士子，在民国仍然有他的生存空间。

    （二）勉强入仕，服务民国

    这一类士子面对民国时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他们对于出处大节考验一时不能释怀，但往往为了更为长远和实际的考虑，从而愿意出仕。他们往往表现出不得已为之的勉强态度，一方面他们有传统士子那样澄清天下的抱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对于忠孝大节又难以割舍，内心世界特别矛盾。不过这种内心的挣扎也只是短期的，一旦进入民国，也就心存倘然了。这一类型以席聘臣、赵藩较为典型。席聘臣是庚子辛丑恩科举人，选送京师大学堂，后赴日本，入第一高等学校，升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考列最优等，奖法政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宣统三年（1911年），席聘臣由日本留学归国，山东提学使陈荣昌延揽入学务公所任专门课长，未几又被李经羲调入滇中襄助学务。席聘臣回滇不久就发生了昆明“重九起义”，革命派延聘其入军政府。他对此颇是踯躅，认为于个人出处不好交代，打算做“遗民”。然而，他父亲却鼓励他出世，“身居桑梓，目睹桑梓糜烂可乎？维持一分使桑梓少一分之破坏，多一分之元气，胜于隐居多矣！”席聘臣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出而任事，先后担任云南财政司副司长、审计分处处长、监督参政参事、中央参议院议员、财政会议代表、司法部首席秘书等职。

    赵藩同样是从维护大局考虑，愿意出山，澄清天下。赵藩于1910年11月间自四川告养家居。1911年9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展为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全省政局混乱，而赵的侧室还留在眉州，赵准备把其接回剑川。这时岑春煊、端方、赵尔丰迭电敦促他赴四川协助调解，滇督李经羲也迭电令其入省参加谘议局。赵藩不得已出而任事，至大理时，闻省垣反正消息，“拟即回里养亲”（见赵宗瀚著《樾村赵府君行状》第10页，民国年间印），受众绅推戴，请其入刚成立的迤西自治总机关部，共同维持秩序。赵藩开始犹豫不决，请命丁父亲赵联元，赵联元告以“宜预与当轴约，勉出卫桑梓，事平辞赏，归我初服，庶几其可。”赵藩听从父亲的建议，答应出任自治机关总理。无论是在赵藩以后的表述还是其弟子的表述中，此行都为“逼征而出”，表现出十分不愿意之态。但当迤西出现混乱的局面时，在李根源的推荐下，军府委任赵藩为迤西道兼安抚使，专门处理迤西纷争，赵藩仍当仁不让，引为己任。在解决了迤西事务以后，适逢老父生病，赵藩辞职回家养亲，然而数月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赵藩再也没有当初的那种谨慎，而是意气风发地入京参政。

（三)与清廷疏离。顺应革命型

    这一类士子往往认为辛亥革命与历代易姓革命不同，不存在名节问题，坦然面对新朝。这样认为的士子，一般在清末时政治态度就比较激进，对清廷立宪的表现十分不满，从而不同程度离异于清政府，但并没有参与革命党反清活动，属于立宪派型。例如李增和段宇清都为云南谘议局议员，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一直在京为矿权、路权、边界等诸问题奔走呼号。清末为了废除隆兴矿约，争回矿权，滇省绅士成立矿务调查会，李增在此事上态度尤为积极，为了使外务部废约，李增主动请缨赴京运动。时为云南谘议局副议长的段宇清因谘议局联合会的邀请入京，实则想借此机会联合各省谘议局为云南助力。两人均在宣统三年( 1911年）五月入京。在京活动期间，李增与段宇清与在京的顾视高、杨觐东、张之霖出力最多，但当屡屡碰壁，清廷总是敷衍了事时，诸人就对清廷牢骚满腹，产生了不满。段宇清在写给滇省谘议局的信中就时常抱怨政府的拖沓懈怠。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川督赵尔丰逮捕川省议员罗伦、蒲殿竣等人，并得到清廷的支持。李增和段宇清甚至站在四川议员一边，坚决支持四川议员，要求清廷妥善解决，态度相当激烈。因而，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他们便顺势而转向民国，对清廷没有多少留恋了。

   陈度是甲辰f 1904年）恩科进士，辛亥革命发生前，被度支部派回滇任云南造币分厂总办，不久滇省发生重，L起义，陈度于革命后被军政府延聘，先后任外交司司长和云南造币分厂厂长兼清理大清银行，皆充要职。对于民国，陈度甚至接受了革命派宣传的反满即为了恢复汉族统治的观念，在诗里写道：“人心久思汉，改革义旗挥，涛声大江怒，云瑞南天开，重阳风雨夕，枪声动春雷，还我旧河山，赤帜飚六街（辛亥革命军起，滇响应之，亦于九月初九日光复滇省）。”而且认为：“历代之亡以有清为最善，其帝号犹在也，帝室犹存也。不过变统驭之权与政治之体，执国政者既非杀吾君而君吾民，岂易姓受命之可比哉！”不仅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写信给当时正避乱于上海的好友张学智，劝其回滇，并写诗寄怀，诗云：“江海涛声动天地，问君小住胡为乎？人间世上今何似，归来去兮邻不孤，新国讦谟知孰健，故乡事业要人扶，或须更结林泉约，十万可能买宅无？”表现出对民国充满希望，勉励张学智回滇_T -番事业。

（四）无所谓型

    这一类型士子，与第三类型士子一样，也是顺应革命，积极拥抱民国，但不同的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反应平淡，对清廷的覆灭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能消弭变乱，稳定秩序，以及自身利益有没有保障等实际问题，颇有投机之虞。当时，大多数士子属丁这一情况。他们中不乏清廷的高官。以下数例可以加深我们对无所谓型士子的认识。

    袁嘉谷是经济特科状元，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任浙江提学使。从他当时的日记来看，对于武昌起义的反应不是很强烈，甚至在浙江绅士召开的谘议局会上“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言下之意即为了防止变乱，造成破坏，可以主动赞成反正。在开会的第二天杭州反正，袁嘉谷让家眷先行至上海，自己留下处理手头之事。何去何从。一时也颇是为难，在日记中写道“嗟乎！望古遥集，吾谁适从哉！”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上海与家眷团聚。在上海听说云南于农历九月初九日反正，“秩序尚佳，亦慰心也。”关心的首先还是秩序是否安定的问题。在上海时，与张学智、老师陈荣昌相遇，一同渡岁。

    值此忧患之际，袁嘉谷甚至有心情为其次子丕佑完婚，亲家为舒良弼。舒良弼是光绪乙酉年（1885年）举人，会试屡试不第，后得奖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发生前，其一直在京供职，先后供职于内阁、礼部和海军部。袁嘉谷和舒良弼两家人都先后避地上海，相遇后，很耐人寻味的是，两家人竟于农历正月十六日( 1912年3月4日）备办酒食，宴会宾客，为子女完婚。在清祚告终之时，作为清朝的大臣，仍然有心情为儿女办婚宴，二人对清朝的感情之淡亦可想见。之后，两家人一同回滇，一到昆明，袁、舒二人便专门谒见都督蔡锷，过后才各自回乡探亲。几个月后，袁嘉谷因被军政府聘为参议，回到省垣。1913年国会开，选为参议院议员。舒氏则在鹤庆与到迤西处理西事的赵藩、李根源往来密切，“朝夕得与讨论国计民生，到处调查地方利弊，越数日同赴松桂赶骡马会，又乘舆同游鸡足山寺院，登绝立足观望。”舒氏还积极参加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参与选举，不仅对进入民国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很快融入民国政治，对清朝则没有太多眷念。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周钟岳。周钟岳是癸卯科( 1903年）乡试解元，1904年入京会试落第，转而赴日本留学习速成师范，一年后又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游学日本成为其事业的转折点。1907年初奉调回滇襄办学务，颇受滇提学使叶尔恺器重，一身担二任，既为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又为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前后任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三年多，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四年多。宣统三年( 1911年）六月，周氏为提学使委派为云南代表参加中央教育会，在京除出席中央教育会外，和在京滇籍官员为界务、矿务、铁路等事奔走。八月底听说武昌失守事时，周氏搜检行李回滇，对武昌起义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周氏_丁-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晚到达昆明。不顾旅途疲惫，径直往军政府访李根源，显然是希图在新政府中谋一职位。李根源和周钟岳同为赵藩的学生，有同门之谊，遂把周氏引见给蔡锷。因为和李根源有同门关系的缘故，周钟岳入军政府后身担数差。从周钟岳的举动来看，其对辛亥革命反应甚为平淡，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问题。

    上述所举诸例较具代表性。此外，还有秦光玉、钱用中、吴良桐、宋嘉俊、萧瑞麟、覃宝珩、郭燮熙、张肇兴、陈文瀚、刘润畴等，都顺利地进入民国，再次官于民国。这应该是大多数士子所具有的情况。这从熊廷权所写的（（山民归十三友雅集图序》中亦可以得到证明。该序为赵藩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组织的一次招燕清季一同在蜀做官的13位同乡的雅集所拍的照片而作，序中记录了13位清季在蜀做官的士子进入民国以后的仕履情况：辛亥革命后，他们“或复以当道推挽，再为冯妇，或不日‘坐困复以职事，之粤、之黔、之京、之沪，或一再之蜀，以求有裨丁时于国，而终不得当，乃惘惘归，归后不期而聚于省城。”

二、士子眼中的辛亥革命

    民国取代清朝本身具有远比以往朝代鼎革更为复杂的内容，这使得清季士子进入民国亦有着更为宽绰的进退空间。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社会政治环境上来说，士子都比较容易进入新社会，找到位置，并较快地融入民国生活，以至丁．真正为清朝殉节的士子实在风毛麟角。云南士子对张舜琴殉清一事的评论亦可以作为他们之所以坦然面对新朝最好的注脚。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云南士子中仅有二人为大清殉节者，其中一人为湖南人在云南做官，名胡国瑞，辛亥革命发生时为大关厅同知，闻变后，跳井自杀。另一人为云南人，名张舜琴，从事滇中教育40年，先后担任昆明训导、太和训导、宁府教授、育材、五华、经正各书院监院、学务公所科长、议绅及女子师范校长等职。张舜琴在清末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者，袁嘉谷说当时“滇中风气闭塞，甲午以还，始稍稍习新图书。而乡人或目为怪异。”张舜琴监理书院“独扶掖而奖进之”，甚至外国教习“亦奉先生为正人君子而师之。”张舜琴殉清亦可见儒家纲纪思想在士子心中的地位，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一书中所提到的，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最明显的如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废除，其他如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显而易见的变化。但价值系统是“传统”的“软体”部分，依然存在，并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

    由于张舜琴在士子中声望较高，所以其死引起了士子广泛关注，议论纷纷。议论虽是针对张舜琴之殉清而发，实则反映了士子自己对于辛亥革命和民国的认知。大部分士子皆认为张舜琴死得甚无谓，理由有三：L辛亥革命是排满而复汉，与齐襄复仇之义合，人情之所同也；2易专制为共和，无事二姓之嫌，虽出仕可也；3清帝虽退位，皇室无恙，天禄未终，君存与存，亦义之宜也。由此可见，在士子眼中辛亥鼎革与以往的异姓革命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存在满汉之分，新旧之别，而且清朝特殊的结束方式也使士子更容易接受民国。在很多士子眼中，民主共和政府不过是大清朝的合法继承者，而清帝不过是实行了禅让，所以进退是可以很宽绰的。这点从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有学者指出林纾认为辛亥年间的鼎革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而是大清成全了革命。当宣统颁布逊位诏书，林纾曾写过这样一首感事诗：“数行诏墨息南兵，毕竟收场胜晚明。终赖东朝持大体，弗争闰位恋虚名。伏戎颇已清三辅，定鼎还劳酌二京。最是故宫重过处，斜阳衰柳不胜情。”可见，民国的建立是承继大清而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又如袁嘉谷后来曾向弟子施章解释自己在辛亥鼎革时没有恪守忠孝大节而殉清的原因，说道：“后复督学浙江，值辛亥革命，陈小圃师自山东函余内中有云：‘余与老弟值此进退两难之际，于风教有关，老弟如何处置？’我则打定主意辞官回滇务农。因人心已去，一木难支，兼之我家有老母，清亡与宋明之亡不同，所以也不能死节。此乃由我的和平性格所致也。小圃先生当时还在上海，从岑春煊鼓吹北伐，期君为尧舜，上折子请宣统实行唐虞禅让之礼，因袁世凯弄权，使清帝不能全禅让之盛举。我则对不起满清，只有回家，已不敢于此进退两难之际，尚出风头。”值得注意的是，袁嘉谷除了认为是自己的平和性格使然外，还因为清亡不同于宋明之亡，不必殉节。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是袁嘉谷为自己的苟且强作解释，其实也说明在很多士子眼中民国与清朝有着某种继承关系，民国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一方面，由于民国是以革命党、清皇室和袁世凯北洋集团三方相互妥协的特殊方式建立的，这样的温和方式使很多士子更易于接受民国；另一方面，袁世凯独揽大权后，大量延揽前清旧人进入民国政府，使民国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特殊。正是这一政治局面使士子更易于接受民国。

    秦光玉、袁嘉谷、陈荣昌、施有奎、陈度是张舜琴最为亲近之人，或为张的学生，或为女婿，或与张在师友之间，都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发表了对张舜琴殉节的看法。诸人对张舜琴殉节一事皆报以了解之同情，同时亦透露出对其死的惋惜之情。惟施有奎稍与众人不同，他本来就对民国颇有微辞，在鼓励姻亲陈荣昌退隐时说：“民国肇造，大权下移，名日共和，实则交乱。”（见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书<存古轩文集》手抄本之施有奎著《与陈小圃启》在议论张舜琴殉节一事时亦透露出来，他解释张之死的原因为“竹轩官虽卑，无守土之责，而以教谕为职务，一旦见变由庠序，（革命巨子余如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谢汝翼殷承现、李鸿祥等皆滇中秀才留学日本陆军毕业生）较明季秀才开门迎贼者，事尤奇，忿不欲生，还计清帝之在末，小人不乐成人之美，舍者颜苟活者不问，而责竹轩之死非其时，是何心哉？”但即使是施有奎这样对民国颇有微词的士子，只要没有在政治上公开的反动，民国社会照样有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陈荣昌对于张舜琴殉节一事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在辛亥革命发生时，远在山东的陈荣昌听到张舜琴殉节，赋诗感叹，诗里写道：“方今天子幼，文母固盛德，岂肯残生灵，致蹈衰世迹，位如尧舜让，命异汤武革，陵谷虽迁变，庙社仍血食，胡弗忍须臾，上下睹和辑，闻变遽戕生，哀哉古愚直……”在陈荣昌看来民国代清而起是清帝禅让的结果，庙社仍有供奉，所以张舜琴之死甚无谓，过于愚直鲁莽。而在12年后，当陈荣昌已经极力在构建自己“遗民”的身份时，他对张舜琴之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23年，张舜琴的弟弟准备归葬乃兄于石屏，请陈荣昌撰墓表，陈氏欣然应允。对张舜琴之死不仅称赞之意溢于言表，而且引为同道，“荣昌自国变归来，不得见先生，距自今闭门却扫，守弪弪之志以待毙者，正欲留面目他日见先生地下也。”陈荣昌之所以要极力构建自己的“遗民”形象，主要是对一种道德精神的恪守，而并不是对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及其君主的忠贞不渝，这一点在前已有所讨论。

三、结语

    辛亥鼎革。士子虽然怀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认知，真正拥护清朝、抵触民国的并不多，即使退隐的，也不能简单以遗老遗民来界定。在民国建立后，大部分士子能很快融入民国生活，各就其位，在新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借助民初新出现的元素，如政党、议会以及繁兴的社团等，清季士子都能转变身份，成为民国的官员、议员，各党团的成员以及各社团的负责人，以多种渠道进入并服务于民国，并不存在太多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士子保持了以往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而有的士子甚至比在清季时的地位还有所上升。清朝大厦虽在旦夕之间分崩离析，但因观念、人脉等一些因素的惯性力量，社会的革故鼎新似并未实现，具有旧知识和旧身份的清季士子依然能在民初社会中保持着原来的地位和权势。在某种程度上说，民初的社会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向前滑行着。而士子在接受民国方面之所以没有太多障碍，与民国建立的特殊方式有很大关系，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给大部分士子在进入民国以后留下了很大的进退空间。我们现在对‘丁辛亥革命和民初社会的认知多来自于大革命以后的认识，因此。回到历史现场，以当时人的视角来认识辛亥革命和理解民初社会时，我们将会得到不一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