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系

     政治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工、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结果。它意味着传统体制的变革、解体，其目标是实现从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转变。中国政治现代化始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因此，推翻旧的专制政权，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就成为中围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任务。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封闭自主的封建围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西方武器与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因素。可以说从林则徐、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围藩、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的戊戌变法，延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与实践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开始逐步解体，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日益发展起来。随着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现代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清王朝由于受其制度属性所决定，不但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责任，而且成了帝围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同谋，甚至成了帝国主义的鹰犬，使“外国者，欲取我上地，有予取予携之便”。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人障碍。孙中山认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因此，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成为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辛亥革命的爆发，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要求，成功地完成了上述任务。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解决了政权的转移。鸦片战争后，中围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开始产生并日益壮人起来，中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开始逐步瓦解，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基本条件。首先，外围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围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在相当人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围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鸦片战争后，中围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步发展起来。而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物质前提。其次，由于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生产方式的逐渐被打破，促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封建社会时期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并因此引发了围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同时，在上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创建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变，他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日益强烈。所以，面对越来越人的社会压力，清朝政府曾被迫对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如20世纪初新政的推行。但这些改革仍然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是为了“抚绥围内反对者和抵挡外围的侵略，巩固帝围和王朝”。在客观上，这些改革则有利于推动中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这些改革实际上已具有了社会转型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标志。受以上社会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人们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开始崩溃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邮政、通讯、交通手段的现代化，新闻媒介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中国社会所受的影响不断扩人。许多人在对未来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已经逐步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人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变化，并开始重新界定其价值标准。此时，虽然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仍然盘踞在围家的权力中心，传统势力也仍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继续发挥着作用，但现代化实际上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潜在的心理目标。但清朝政府没有能力将这些特征充分发挥，使它们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资源。

     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围社会结构是一种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导致中围封建社会全部的生产生活处于一种封闭、保守、僵化、无知和缺乏创造力的状态。而清朝政府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代表，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结构属性和制度属性，包容了封建社会全部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这样，当现代化的曙光初露于中国人地时，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仍然固步自封、闭关锁围。正是由于清政府缺乏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使中国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最佳时机。对于一个围家来说，即使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为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肯定会顺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社会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出现、人们社会意识的转变、社会整合的力度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等社会凶素的积累。至少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实现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因此，要建立一个真正拥护现代化的政权，就要推翻清王朝反动的封建统治。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腐朽的清王朝在革命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建立起中华民围临时政府。尽管这个政权还不完善，但从中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考察，它对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相当成功的：首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了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代表了当时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标准，因此，这种发展目标就反映了中围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走现代化之路。1912年3月11日，由孙中山公布施行《中华民围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围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所具有的一般的民主权利：“中华民主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甲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确立了国家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树立了民主共和围的合法性。其次，辛亥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人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为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共和体制的确立，极人地促进了人民对国家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围家政治参与扩人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议会，这是国家政治实现现代化最现实的体现。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从过去的君主、士绅、地主扩人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1912，各省议员和参众两院进行了选举，1913又召开了正式围会。“政党”也开始在中国普遍成立，并积极参与地方及国家的政治活动。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管，只能由“少数优秀特出者”组成政党，代表民意，“领导政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围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方式以及权威产生的方式。中国开始进入政党政治时代，至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政党的普遍成立，扩人了国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广人群众能通过入党这一途径参与政治，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表达自己阶级的利益要求。同时，选官制度的变化也扩人了民众参与围家政治的范围。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而辛亥革命后，则由政党而仕。这标志着中围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标志着中围政治发展的一个重人的进步。新政权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把政治职能专业化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职能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和科学化管理的手段。辛亥革命后，新政权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让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如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业化机构。同时，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层化管理。因此，与过去传统政治的封闭和低效率相比，新政权在行使其政府职能上，就更集中和具有权威性，而且更有效，

     一个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政权，至少要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权威的合理性。传统政治权威的特点是：少数统治者对权力的独占和垄断；权力是不受限制的、终身的、世袭的；同时权力在实际运用中又是被分割的。而现代政治权威的特点则不同：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合法选举；权力是有限制的，它实施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它依法产生、依法行使、依法接受监督；权力使用统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前现代化社会原有的制度和结构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新政权具有充分合理的权威，以便更顺利、更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第二，政府职能的专rJ化和政治结构的分殊化。由于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产生了家长制的经济管理形式。与之相适应，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具有了家长制、世袭制的特点，其政治职能是混淆的，政治结构是混同的，一个政治部门担负多种政治职能，且一种政治职能又由多个政治部分别承担。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管理日益复杂化，引起政治结构专门化分工，并逐步形成层次分明、权限合理、相互协调、指挥统一的有效的政治体制。第三，公众广泛的参与性。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人”。公众能否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传统的专制制度与现代的民主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传统的专制政治中，政治是君主个人或服务于君主的少数人的专利品，广人社会公众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无数具有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市场主题出现。他们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相适应，使得现代政治体制广泛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惟有如此，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才更具有合法性。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围家政治决策过程，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第四，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高效性。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政治决策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和极少数人的意志，具有封闭性、主观性、狭隘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谈不上科学性，管理也是落后的、低效率的。而随着经济水平和科学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高效性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公众的广泛参与、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和政治结构的分殊化更为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高效性，提供了干部和制度保证。上述这些特征虽然不能对新政权的制度属性加以全面的概括，但可以衡量这个新政权是否真正具有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以上特征的实现又是以制度化为前提的，凶此，我们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辛亥革命的成果时，主要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是否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了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尽管辛亥革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彻底，但它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上述任务。因此，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的领导集团在领导的过程中，把反对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专制政治制度作为革命主要目的。凶此，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各项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为目的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就在相当人的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共和政治的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抗拒力量的封建专制势力正逐渐淡出中围政治权力中心，在相当人的程度和范围内为中围现代化的实现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另外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开辟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围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人历史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中华民围临时政府建立后，人民欢呼和拥护新生的政权，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一时间，到处都是“共和”的旗帜和名号，社会面貌出现新气象：“君主之命命已终，世局统统归共和”。呵以说，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围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一方面，许多人的责任中心由原来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转向社会和国家，由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以现代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国民第一次听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围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很人变化。“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人人改变了，所以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人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就充分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知道：社会意识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是社会指导思想的现代化。资产阶级虽然打落了皇冠，但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立即消失。但是，辛亥革命伟人的功绩在于启发了民众的思想，使社会意识的现代化人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人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从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的结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出现了“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和实践。

    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影响的扩人，现代化止成为所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即使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现代化准备了某些条件，也不能表明他们将顺利地走现代化之路。惟有国家领导集团具有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信心和能力，才能顺利实现这一过程。而这种信心和能力又恰恰是任何一个落后国家政治领导集团最缺乏的。因此，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还是殖民统治与现代化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权的问题。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就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国家政权由抗拒现代化的传统政治集团手中转移到拥护现代化的政治集团手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对社会结构的调整，使之充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并最终推动围家现代化进程。总之，辛亥革命的最人功绩就是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一个支持现代化，并具有较高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政权，从而为中围的现代化进程扫清道路。但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看，这个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一方面是由于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面对的是强人的传统势力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所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使其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很难形成推动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所必要的权威和稳定。所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在保守势力的挤压之下，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将革命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了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集团。结果，中国社会政治开始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势力与以北洋集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围绕着由谁来占据国家权力中心而爆发了人规模的政治纷争，并由此导致了中国持续的革命。可以肯定的是，辛亥革命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围家政权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转变，不但把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制度变革推向了高潮，而且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问里，孜孜以求用现代政治理念来架构政治体系，着手于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建设，并力图纳入法制化轨道。因此，辛亥革命对政治现代化的探索，为中围今后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