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1905年俄国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波澜壮阔的亚洲革命风暴的燃起。在众多亚洲国家里，首先在中围出现了“世界风暴的新源泉”，这就是辛亥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及主要的价值与神话作急速的、根本的和暴力的内在革命。”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围的这场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现代化特征的革命，一改传统中围“改朝换代”的格局，在各方面予中围社会以新的现代化特质，突出表现在对于中国政治前所未有的改造上，中国政治从此真止迈进现代化的轨道。

    一、国家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形式与组织机构的建立

    亨廷顿在他所著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有这么一段对革命的论述：“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同其他形式的暴力与骚乱一样，最有可能发生在已经历过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但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又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进程的那些社会里……一场人规模的革命包含着摧残陈旧的政治体制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的集团参政……由一个新的更富有活力的政治上层来取得政权，以及建立新的更强人有力的政治体制。”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本身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它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而受这种革命影响最人的，则是一围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真止的革命，带来了中围国家政治结构近千年来所未有的巨人变动。

    （一）政治形态和体制上，从“朝代国家”到“共和国家”的转变    中围的君主专制制度，绵延两千多年。这种历代政权的更迭并非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原有政权的崩溃并非意味着造反者希望变更体制的运作规则，认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仅是对效忠对象的改变。”目“而且在此制度下，人民饱受经济剥削，毫无政治权利。孙中山在临时政府的《宣告各友邦书》中指出：清朝君主专制政府，“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礼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智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亥革命在反对封建统治的同时，破天荒第一次要求建立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围，把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IT时并举。它结束了“朝代围家”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代之以一个“共和国家”的形态；它不仅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还确立了民主其和政体。从此中国政治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围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新的政权组织机构和程序的创立

    “革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一种方法。”辛亥革命催生了新的政权组织机构和程序，这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为中国接下来现代政治的发展开创了先河，是中围政治现代化的里程碑。

    那么，区别于传统的政权机构，我们又将如何认定辛亥革命催生的这个新的政权组织机构的现代化意义呢？著名学者尹保云在他的著作《什么是现代化》中把政治现代化分为三个人方面，即权威的理性化、功能的分化和参与的扩人。辛亥革命造就的政权组织系统之所以被认定为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可以以此为衡量标准。

    1政治权威的理性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无疑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用来取代传统王朝“更替、宗教、宗族的政治权威”。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辛亥革命后，初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召开，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人纲》，选举临时人总统，成立内阁；继有临时参议院会议的召开，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选临时人总统，改组内阁，充分体现了“政治体系内权力的传递或变更按照公共选择的规则和程序进行”.

    2政治功能的分化。民国临时政府政权组织机构是按照欧美的“三权分立说”为基础而设立的，孙中山更在这之上提出了“五权分立说”，在三权之外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掌握立法权的是围民，代表国民的为代议士，由代议士组成议会，制定法律；议会是立宪围家的政治核心，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立法，还负责官员任免等方面；临时总统掌管九部三局，配以较为系统的国务员分工分层分级管理体系。这些政治功能的分化，使得科层组织变得更精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形成很好的反馈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反应社会和提供社会管理。

    3政治参与的扩人。辛亥革命在政权组织方面的现代化还表现在扩人参政意义上的现代化。…参与的扩人’是区分传统政体与现代政体的最重要的标志。“封建主义时期，形成了集权官僚政治体系，并且在中央和地方也都有一些管理机构的分化，但在传统社会，人众参与的程度总是很低的，政治权力局限于少数的贵族和官僚集团。共和体制的确立，极人的促进了人民对公其事务的广泛参与。1912年有省议员和参政两院的选举，1913年围会的正式召开，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在中国纷纷成立，这都是共和体制的确立后中国参政扩人化的直接反映。而各色政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的传统，出现了由政党而仕的趋势，“从由科举而仕转向政党而仕，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此外，参政扩人化还明显的表现在体制方面，权利从君主中转移到人民议会中。以上种种都说明了人民参与政治体系的范围和深度都获得了极人的扩展。

（三）政党政治的出现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资产阶级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革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最早侣议并亲手建立的。民国政府建立初期，革命党人在政权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并且竭力团结其他派别，以巩固政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立宪政体下，人民仍然不可能直接参预政事，只能通过投票选举他们所信任的议员，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政党此时就可以在普选时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以博取人民的信任，选入议会参预政事。在野党对政府有监督作用，政府只要有过失，其他政党就可以对其进行攻击，“故无自由不能生政党，而无政党又无以保自由也”。目n-强然他们没有认识清西方这种政党制度在为了瓜分利益是既会争吵也会妥协以及强烈的阶级性，但这作为现代政治的一部分，相比君主专

制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理念，它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与中围现代政治理念与意识的催生

    从实际影响而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围所带来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意义远非新文化运动可比。这点在政治文化方面也有突出表现。辛亥革命意味着政治文化上的根本性转变，造成了传统政治制度与传统思想文化的解体，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应运而生，

    （一）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当中有“因人立法”精神，即“人治”传统。执法“凶人而异”，并重道德，轻制度。辛亥革命后，曾有人议论为了使人总统之位从孙中山转移到袁JU：凯上，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人人立法”的举动，但其实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为了缩小总统的权利，通过《中华民围临时约法》而采取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JU：凯的政治行为，是参议院议员重制度这一现代法治精神的表现。

    （二）“宪政之制”，新的政治理念与传统的出现

    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制”的新政治传统。“宪政之制”正是LIJ围知识精英为了实现中围现代化的积极表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围临时政府组织人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而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总共一年又两个月时f日J，共通过了55种法律。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也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方法传统代替传统儒家圣皇传统的表现。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传统政治文化虽已毁坏或蜕变，但是这种新法制精神的养成尚需时日，非一朝一夕之功。

    （三）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政治参与的扩人，在政治上它表现为政治参与范围的扩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则表现为人民参政意识的增强。在封建社会，政治是统治阶级的事，所谓“民可以使用之，不可以使知之”，封建统治者明令禁止人们上书陈言，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增强，各种民间自主组织得到了很人的发展。这一方面应归功于革命者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人力宣传，但更多的是由于共和制民围的建立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的缘故。在民围第一人法的《临时约法》中指出人民有参政权，孙中山提出的“三人政策”中的“民权”即指人民参政的权利。但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当时正面临着L围灭种的危机，部分革命领导人对政治理论的选择缺少理智并带有急功近利性。他们虽提侣民主共和却企图通过煽动非理性的狭隘的民族情绪来迅速实现这一目的，从这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通常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人汉族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革命派本身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只满足于取消帝制和民国形式上的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理论指导下多数围民民主意识淡薄，表面上虽不反对共和，满脑子里装的却还是帝制时代的旧东西，出现复辟的丑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虽然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民主共和，但都普遍认同了民主共和的正确性和进步性，民国的招牌几经曲折却仍保留下来便是明证。

    （四）新的“合法性模式”的重新确立

    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概念。辛亥革命前，行的是神权政治，君主被视为天子，其命令视“奉天承运”，并兴建天坛，定期举行祭天人典，地方官员常率百姓求雨也是这种神权政治在地方的反映。革命后，除了袁肚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国家元首已经取消了这种活动，中国政治已基本上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中华民围临时约法有这么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主权在民的权利合法性原则在此被肯定。就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也把人民主权理论表述为：“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人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人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目P5纵历史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导致了强权和军阀统治，从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与军事强权合法性结合的企图，但是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短暂统治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任何合法性如不能与现代化的政治相结合，其统治也不可能比较长久地发挥有效作用。

四、结语

    辛亥革命在“破”这个层面上是成功的。事实证明，尽管1915年至1917年有人曾企图复辟帝制，但都是行不通的。共和围是不可逆转的。可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治新权威未获成功。革命虽然提供了新的权威机构或载体如国会、宪法等，但它们不是有效的权威，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革命提供了主权在民的一种合法性基础，但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因此也不可能以此动员国民来支持执行政策。其后的军阀格局也表明，中央政府因为失去了政治权威而使国内政治失去稳定，危机日益严重。但是，我们应该肯定，辛亥革命带来并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人潮，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朝着更高更深的层面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