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至1 927年报刊话语的政治思想启蒙诉求

      百年报刊民主话语言说主题众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针对封建统治者的专制而发的，一条是针对“愚民”、“庸众”的愚昧落后而发的。前者主要体现为反对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政治诉求，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诉求。这两方面的话语诉求就体现在对历史“周期率”的百年突围中。而从辛亥革命至1927年这一阶段的报刊话语，作为中国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尤为艰难复杂、且沧海桑田的巨变时期的心声言表，则最深刻地展示了这两条言说主线。

     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性政权，是百年报刊民主话语言说最充分也是其变数最大的时期。其政治诉求主要体现在捍卫共和、民主立宪、反对专制统治等焦点问题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称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o…P157)。1912年3月8日由参议院通过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城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等等，同时，明确了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度。但袁世凯篡取民国政权之后，对<约法》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则千方百计进行破坏颠覆，暗杀宋教仁，并于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约法》后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由此时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为止。捍卫共和，民主立宪，反对专制统治成为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历史潮流；它们在此一时期的报刊话语中得到充分的表达。民国初年的报刊，在“咸与维新”的时代潮流面前，都表示赞成共和，拥护民主，自认为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言论机关”((氓立报》。袁世凯刚刚显现出篡权的野心，报刊就开始“讨袁”，揭他的老底。《申报》连续发表《论袁世凯））、《再论袁世凯瓣文章，直言说：“袁世凯者。世人以为于中国极有关系之人，其实非也。袁世凯者，无学无识之人也，无胆量之人也，其得享有今日之名者，特时会之侥幸耳。何则？试观彼戊戌之事及庚子以后至光绪末年之诸多动作可以信我言矣。”“袁世凯之才识，不过一至寻常之庸人，而又全无学问，不讲气节，唯循势利之道以趋。适因戊戌之事，得宠于荣禄清太后而势位日固。因势利日固而得握兵权，因得握兵权而逐得握饷权，有兵有饷而人遂群趋鹜之。故其奔走于门下者皆势利之徒，而无信义之士也。信义之士，彼方锄灭之不暇，而能与于彼相容哉？不能容信义之士而能容共和民主与彼所谓君主立宪哉？盖袁世凯之心，非特以为共和民主，今日之中国，断无此事，即君主立宪云云，亦不过因现在时势所趋，用此粉饰以瞒一时之人心耳。其实如彼之意，以为非实行专制万不可也。其所以有此根性之故，其一为彼身出累代官家之后，从幼已种专制之根苗，入世以后，又日在官途，专制之毒质，蟠固既深，断不能铲拔，因此以己之见，度人之见，谓中国人非专制不可也。其二为彼所用之人，前后左右悉为利禄之徒，为利禄故，招之即来，麾之即去。而利禄之原，厥唯专制，专制之法，行之既经得手，遂误定为中国之人，悉是如此，不如此者，不足以治中国矣。有此二故，故专制二字实与袁世凯三字相连。袁世凯而不死，则中国之专制总无或已之时。呜呼！清廷之立宪，伪立宪也，

     然而亦伪专制，故破灭之也尚易。若袁世凯得志，则伪立宪而真专制矣，国民其速计之。”在袁世凯还在与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就国家最高权力讨价还价之时，就有此种舆论出现，实与辛亥革命发生后国内的新闻言论自由的环境相关。由此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而死去，骂袁、讨袁之声一直不断。可以说，袁世凯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失败的，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的，而“唾骂”就是当时报刊对专制的一种话语言说方式。上述《申报）泊勺“唾骂”还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就对袁的本质把握到如此准确而深刻的程度，而且对袁世凯后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趋向洞若观火，使我们不能不赞叹时人的眼力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历史的积极进步的影响。

     与骂袁、讨袁、声讨专制的话语相伴而存的，是捍卫共和与捍卫民主宪法的话语，这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如<申报》1912年就发表了《论今日急宜组织正式国会》(3月15日）、《呜呼今日之共和》(4月19日)、《司法制度当以便民为本》(6月18日)、《民国之真精神》f 6月20日）、《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点》( 6月21日）、《中国用人制度宜从选举不宜从委任》（6月28日）、论新民国之政弊》（7月3日）、论内阁迭更之危险》f 7月23日）、《和与道德》( 8月12日）等；（（大公报赫连连载文，如在1915年7月16日、1 8日、23日连载于吾国制定宪法之商榷》一文，在袁世凯为称帝毁坏民主法制，背叛共和之最嚣张之时，依然力陈继承共和精神、《lia时约法的民主精神的主张；1916年1月《民国日报》创刊，发刊词>写道：“帝制独夫暴露之春，海内义师义起之日，吾民国日报谨为全国同胞发最初之辞日：专制无不乱之国，篡逆无不诛之罪。”（民国日报》1916-01—20’《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同人创办的，捍卫共和、捍卫民主宪法成为它的基本话语。随意抽取1917年5月至6月的报纸，此类言论就有《国会之义战》(5月4日-6日）、《论放弃同意权》(5月10日)、乱民与内阁责任》(5月12日)、《论内阁继任人》(5月15日)、《联合内阁之秘密》(5月17日）、（所望于大总统者》（5月19日）、孙、中山先生忠告两院函》(5月20日)、制宪》(5月21日)、《大总统之三不》（5月23日）、何尝知有司法独立》(5月23日)、《守法以惩反贼》（5月30日）、《呜呼解散国会》（ 6月11日）、泣告国民》（6月14日）、《欲倒共和先赦帝孽》（6月21日），等等。当时中国的进步报刊都以这两个言说基点为据，构成一个民主话语的舆论之海。我们选几则言论，以观当时报刊话语的真相和真精神。《申报》的《民国之真精  神》写道：“民国之真精神，即民主政治之真精神也。民主政治之真精神，即政治之责任非仅自政府负之，人民亦共负之也。”大公报》的对于吾国制定宪法之商榷写道：“迩来欲以孔子为国教定入宪法之说，行见复活……国家对于宗教，抱中立主义（即信教自由），为近世立法上一大原则，诚以宗教上之信仰，原为各个人良心f思想）上之作用，实际上绝对不能强同，倘与宪法上规定国教，实摧残人类自由之大者也。”“原夫人有思想自由f此思想为适法之思想），乃有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刊行自由，营业自由，与夫集会结社等之自由。

     法国法学博士狄骥先生，以刊行集会等自由，皆根原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则根原于思想自由，兹特推演之），使立法者，于思想自由而加以制限，是人之根本自由已被动摇，他项自由，即难保其不受波及，受波及则自由之价值已失，其结果直等于无自由。”《民国日报》的《欲倒共和先赦帝孽）泻道：“如帝孽可赦，是帝孽无罪也；帝孽无罪，是袁世凯尤无罪也；袁世凯无罪，是罪在讨袁世凯者也；罪在讨袁世凯者，是帝孽之赦免。非赦免其罪，乃申雪其冤也。帝孽之冤应雪，是讨袁者之罪必讨也。呜呼！今国民如睡鼓中……国民固睡在鼓中，帝孽则正眼光啖啖，有如恶蟒。”<晨钟》发表馆论自由与不党》一文说：“言论自由为国民权利之一，宪政国之所同也。帝制铲除，共和复建，国民之言论自由权，今日已完全恢复。然议论喧胚，旨意庞杂，仍蹈元二年之陈迹，则失言论自由之本旨矣。”《每周评论》发表《甚么叫做“国民制宪”）卜文说：“我的意思，以为法律的毁造，应当依法律的手续办理。不要把现在又看作洪宪皇帝时代硬去假造民意，以遂自己的思谋。若不问是猫是狗，是鳌是鳖，开起门来制造那鬼鬼祟祟的计划，拿出去硬叫做民意，你说民意两个字冤不冤呀？”（（每周评论》1919-01—1 2’《新青年》既高举科学大旗，也高举民主的大旗，但《新青年））的民主话语诉求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启蒙诉求，政治诉求篇什不多，然一发声则不同凡响。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指出：“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新青年第2卷第2 号’在复尊孔》-文中他又说：张康复辟之谋，虽不幸而暂遭挫折，其隐为共和国之患，视前无减，且复辟之变，何时第二次猝发不可知。

     张康之尊孔，固尝宣告天下，天下未尝非之。而和之者且遍朝野。愚曾观政府文官试题，而卜共和之必将摇动f见本志三卷三号论文《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今不幸而言中。张康虽败，而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新青年））第3卷*。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在党领导的报刊上，对政治的诉求，则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及对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开始萌发。191 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 EV ISVI的胜利））两文。《庶民的胜利强调：“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BOLSH EV ISM》末尾则写道：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田中阳：论辛亥革命至1927年报刊话语的政治思想启蒙诉求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kh ev i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 khev Hn的胜利，就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这是中国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话语表述，是奠基式的话语表述，在这一表述中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庶民”执掌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俄为师，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在建党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政治纲领的制订过程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建党之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把握得不十分准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探索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共产党》月刊指出：“君主政治的滋味，总算我们中国人尝得最足了。代议政治在中国虽说试验岁月尚浅，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阶级之腐败无能力看起，代议政治在中国比在欧美更为无缘。所谓国会、省议会、县议会，无一不演出种种怪状丑态，简直到了末路了。”（共产党》还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那么，“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共产党》。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进一步探索，并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及自身的任务有更准确的定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中的重大意义。陈独秀在1926年提出过所谓“二次革命论”，他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从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定必须“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的“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向导）。毛泽东则在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已有着初步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1926年，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欧美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治周报”号）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一诞生，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忠实的传播阵地，由此，百年报刊关于现代民主的政治诉求，有了另一全新的内涵。

    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是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成就最突出的时期，这是中国极可珍贵的思想启蒙期。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对现代思想价值理念的悉心的传播，构成这一时期报刊话语最为绚丽的特色。这是一个重造民族新魂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涅磐”的时代，是改造国民性，并认真寻找病根的时代。此阶段报刊的思想启蒙诉求为一个新时代奠基，为尔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新人格奠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唤醒了民众，使国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升华到一个辉煌的高度，“庸众”与“愚民”得到相当程度的改造，报刊成为国人最好的学校。玉四时期，在陈独秀、鲁迅等启蒙思想家看来，国民素养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根本性条件，而“共和”的失败首先就是国民素养未达到应有的程度而造成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

     鲁迅的感受似更铭心刻骨，以致他把“改造国民性”视为毕生的奋斗目标。鲁迅通过他的小说、杂文把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一典型情形与剖析它的思想表述得入骨入髓，他刻画的中国社会的“看客”形象，是他建立的一种文化大标本，构成他的一种沉郁难解的文化情结，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伟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所作的最卓绝的贡献之一。鲁迅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报刊关T国民性的影响一个世纪的话语体系，筑造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至高的话语平台。他不欺骗自己，不人云亦云，他找到了一个剖析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最佳的切入点。在他的作品中，导致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甚至阿0、祥林嫂、闰土的悲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客”们组合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他们构成了一种可怕的“愚民”、“庸众”的麻木。鲁迅有时愤激到极点，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会刊》192年第6期）

     对“看客”和“看客”现象的剖析。贯串于鲁迅的一生。

    这时期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在批判包括奴性、奴隶性等等在内的国民的“劣根性”的同时。也极力从正面倡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价值理念，这是当时重塑民族魂灵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的封建性糟粕，力图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民族性格，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人格模式。过去，一说“个性解放”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认为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其实，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倡扬“个性解放”正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扼杀“自我”、阉割主体人格，养成主奴根性、维持宗法统治的反动本质的。“个性解放”的精神，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最缺乏的一种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精神柱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与“个性解放”思想有着内在的精神渊源关系。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漫长的，封建文化是最成熟的，封建的积淀是最深厚的；塑造国民的现代性人格，根治依附的封建性人格，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任务，它是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得失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立足点。陈独秀、鲁迅对此论述最为深刻。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为青年所陈“六义”之首“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文章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新青年黼一卷第一号》在炼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他又把“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作为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差异之一。（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又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丁政治否认专制，丁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鲁迅在早年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甚至一度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他后来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以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为武器的。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批判家族制度、封建礼教而张扬个性的经典之作。鲁迅的表述虽有偏颇，但对于扼杀个性的强大的中国封建文化和习惯势力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深刻表达。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张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重要篇什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f第2卷第6号）、吃人与礼教》f第6卷第6号）、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f第1卷第1号）、《民约与邦本》（第1卷第3号）、《自治与自由》f第1卷第5号）、非F“君师主义”》f第5卷第5号）、《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f第9卷第5号），光异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f第2卷第6号），陶履恭的（（女子问题》f第4卷第1号），胡适的  140《贞操问题》f第5卷第1号），张崧年的（精神独立宣言>f第7卷第1号）等等。在这个时期，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反对封建、倡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思想的特殊的报刊话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文学革命”倡导的是“人的文学”。鲁迅、冰心、叶圣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胡适、汪静之等人的诗歌，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话剧，堪为代表。作为“人的文学”，影响了当时的现实，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

    在报刊反对封建、倡扬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诉求中，妇女解放成为一个突出的话题。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子要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的压迫，而妇女除了受这三权的压迫外，还要受夫权的压迫。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十分完整的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伦理道德体系，所谓“三从四德”就是这种精神枷锁。因此，在五四前后、乃至整个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行程中，妇女的解放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五四时期所有进步的报刊，所有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都高度关注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五卷第2引、<娜拉走后怎样）堤他杂文的名篇，舰福)与《伤逝》是小说的名篇，这代表了当时探讨妇女问题的最高思想水准。我之节烈观>对要求女子“节烈”的封建道德观、贞操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说：“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看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f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文章把“节烈”观、贞操观的荒谬性、残忍性揭露讥刺得体无完肤。“娜拉走后怎样”本身就是一个较之一般的谈男女平权更进一步的探讨性的大课题，它把妇女解放放到一个更宽广、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上来看。直达更本质的所在。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是经典之语。鲁迅进一步分析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必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所以为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的这一经典性话语表述，为直到今天的探讨女性命运的张欣、池莉、方方、梁风仪等作家定下了一个表述不尽的文学主题，也为直到今天中国的妇女地位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本言说方向。鲁迅的这类作品是我们认识中国妇女问题的经典教科书，代表了这个时期报刊对此一问题言说的最高话语水准。毛泽东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具有主导性话语权甚至具有绝对性话语权田中阳：论辛亥革命至1927年报刊话语的政治思想启蒙诉求的人物，他这时也对妇女解放问题尤为关注，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水准。1919年11月14日，长沙有一位叫赵五贞的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接亲的花娇内用剃刀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毛泽东就此事在长沙沙公报））干口（（女界钟>接连发表10篇言论，它们是：《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f载1919年11月16日长沙《大公报》），赵女士的人格问题>f载1919年1 1月1 8日长沙《大公报》），（（女昏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f载1919年11月19日长沙<大公报》），《改革婚制问题》f载1919年11月19日长沙《大公报》），《女子自立问题》f载1919年11月21日《女界钟》特刊第1号1，《“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载1919年11月21日长沙《大公报》），非E自杀》f载1919年11月23日长沙《大公报》），《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f载1919年11月25日长沙《大公报》），《打破媒人制度》（载1919年11月27日长沙《大公报》），《婚姻上的迷信问题》f载1919年11月28日长沙大公报》）。这些言论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同时由此一角度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妇女的解放问题。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教育民众、唤起民众作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旨在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民族意识。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服务，为建立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奋斗。这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报刊民主话语思想启蒙诉求的一个崭新的话域。党团报刊的积极努力，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工农革命运动，全国各进步的阶级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得到汹涌澎湃的发展。“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工农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极大地动摇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他还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工农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奇功。我们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报1922年“五一纪念号”上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一纪念节”敬告工人》为例，看看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团报刊进行阶级意识启蒙教育的话语特色。该文写道：

    工人同志呀！

    我们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以推翻他们。如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在这几年中，把皇帝、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律推翻。建设工人、兵士、农民的共和国。就是明证。

    我们何以有这样大的势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资本家多过千万倍，占人口最少数的资本家没有我们为他们做工，他们便是死蛇一条，不但不能发财。而且他们自身也要饿死而不能存在。然则我们对于今日这个重大的日子。应当怎样的急起直追，表示起来呢？

    工人同志呀！我们今日应当一律停止工作，联合地表示起来啊！！！

    总起来说，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没有条件对全体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启蒙教育。然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文明的冲突”则贯串在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行程中。阶级意识只属丁具体的阶级，一旦阶级斗争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就退居其次，而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精神在此时就会显得特别重要，而成为民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文化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的、时代的，几千年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积淀在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和心理深处，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文化惯性，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的劣根性”就是封建文化造成的中国国民的心理和行为的表现。中国的工人与农村的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宗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现代市民是很弱的，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小市民”则更多地带着一种狭隘、保守、自私的小生产者的根性，现代的品性很弱；中国的农民与地主同处于一种文化机制中，故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总会走向反面，而成为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应当在一个必要的时期，用与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伴生而来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的价值理念去向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改变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改变和更新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机制，不如此，则又会造成新的“愚民”和“庸众”的专制，而在历史的“周期率”中“跳”不出来。这已为后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