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张骞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及对辛亥革

 一、武昌起义后张骞政治立场的转变

    张骞是清末立宪派领袖，早在1901年就写了《变法平议》，提议在中央设议政院（类似于后来的资政院），在府、县设议会。1903年张骞赴日本考察，回来后公开赞成立宪并投入立宪运动。1904年4月他与安徽的蒯先典讨论立宪问题，并与云贵总督丁振铎、贵州巡抚林绍年电请实行立宪。5月，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求立宪奏稿。6月，组织编译并印发了《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第一期）等书籍，分送达官贵人及各方面人士，甚至还托人秘密送入宫内。1906年，与端方、戴鸿慈等成立了宪法会，又与郑孝胥、汤寿潜等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1909年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发动了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发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10月4日，为承租官办的湖北纺织、织布、制麻、缫丝4厂赴武汉。事毕，于10日晚“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系驻塘角的第21混成协辎重队起义士兵放火为号——引者），即长达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火也。闻十八日（即10月9日—引者）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党不安，遂尔反侧欤。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1(Ft558 - 659)张骞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到了南京，求江宁将军铁良派兵“援鄂”，并奏请迅速颁布立宪谕旨。10月16日赶至苏州，替江苏巡抚程德全拟《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10月21日在南京以江苏咨议局的名义直接电告内阁，请求宣布立宪和召开国会。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张骞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II月6日，张骞致电袁世凯，劝他尊重国内晓东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II月8日在上海写信给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劝他们放弃武装反抗，同时决定在他家乡通州（今南通）实行“和平光复”。II月13日，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合电张家口商会，转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同日，袁世凯请张骞出任江苏宣慰使。16日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18日请张骞任农工商大臣。19日，张发出《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并对清廷进最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于共和主义之下。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裎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口“”’。至此，张骞的政治立场已明确地转到了民主共和一方。

    二、张骞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

    武昌起义后张骞政治立场的转变不是政治投机，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

    原因之一：张骞顺应历史潮流，谋求新的政治救匡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o弋表立宪派和左翼代表革命派都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追求的政体和斗争的手段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救国道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要以暴力斗争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立宪派则坚搏通过和平改良实现君主立宪。张骞意识到清政府“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口(P175)，认为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H(P867>，于是“亟求立宪，非以救亡”，指出“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1。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曾寄予很大希望，“自先帝选命大臣，络驿于欧洲，博考宪法，毅然下立宪之诏。海内人民，喁喁望治，若饥之向食而渴之赴饮”[6¨“勋。基于此，张骞便积极投身于立宪运动中。但是清廷“预备立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制消弭革命，而非真正地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所以，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首先，在立宪的时间上，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借口立宪须经长期预备而拖延时间，1908年，宣布了长达9年的预备期，期满于1917年召开国会。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并坚决反对，遂发动了3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于1911年开国会，实行宪政，但清政府仅同意提前至1913年开国会，且不许立宪派再请愿。清政府关闭了与立宪派对话之门，形势趋于恶化。立宪派于无奈之中叹息说：“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从蚍辞。”[71其次，清廷虽在预备立宪，但对君权不加限制，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无法实现。1911年5月“皇族内阁”悍然登场，随即出台了侵夺商民利益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立宪派失望至极，遂怒斥“清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啤1。面对清廷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张骞忧心忡忡地指出：“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H (P872 - 873)同时他也感到：“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止尤多失当。在当事或亦有操纵为国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3l(P175 -“”’张骞对清政府预备立宪已灰心，他说：“由是以来，政府之专已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其事乃屡见而不一见。于是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而乘之，而人人离畔矣。”【6¨“”随着立宪派对清廷的绝望，易立宪为革命，以图中国政治之改造的想法在立宪派中蔓延。正如前面所述，立宪派和革命派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他们虽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各持一端，斗争手段迥然不同，但根本宗旨并不相悖，都要在中国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改革现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为了达到挽救民族危亡、救国救民这一目的的两种方案。所以，当立宪派发现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时，会很自然地转向拥护共和，这是资产阶级为救国而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武昌起义的爆发则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顺应潮流的大好时机。一时间，立宪派转向支持共和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张骞的转变也不例外。有一段电文说明了他转变的思想过程：“自庚子祸作，迄于事定，前后赔款，几及千兆。海内沸腾，怨叹雷动。骞时奔走江、鄂，条陈利害，须即改革政体，未获采陈。乃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迭有陈说，十不行者五六。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口¨”-2∞可见，张骞为救国救民而投身立宪，并为之殚精竭虑，但终因清廷自绝于人民而“无效”，遂舍弃立宪而走上和之路，这是其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也是其爱国救国思想的一次升华。

    原因之二：武昌首义，众省响应，张骞为大势所趋，转向共和。张骞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来自封建士大夫阶层，从小接受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教育，儒家强调君臣之义，讲究等级名分的传统观念对其又影响甚深。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制约着张骞的政治态度。张骞虽积极投身立宪运动，但他对清廷的前途并没有信心。1909年9月间，他曾与浙江某君论请开国会事。“浙某言：‘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余谓：‘我辈在，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4]㈣”’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张骞曾言：“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乱，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干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了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I91。“”- 1961张骞对清廷的前途虽未言明，但对其“至于I_忍言之一日”的担忧已不言自明了。可是由于他头脑中熏染已久的名分观念，即处于臣民之地位，应尽矗民之义，务只有在竭尽义务之后，仍无从挽救君主制的毁灭，方可问心无愧。于是他就对清廷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只求尽其心力，尽其责任。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是1911年“皇族内阁”出台后，张骞更感到清廷的危乎其危。面对清廷这座将倾的大厦，他力图做最后的挽救，以进最后的忠告来唤醒亲贵的沉迷，遂于6月到北京面见摄政王载沣和亲贵大臣。这些满洲贵族虽对他礼待有加，但涉及正事时依旧口是心非，当作耳边风。张骞看到，“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只是描准于走上那颓败的道儿；丝毫没有因为筹备立宪开国会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点觉悟，振作起来；依然是敷衍颟顸，蠢国病民，自家拼命的自杀自亡，他人是救不来的”[iO] (P38)。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武汉三镇光复。接着众省响应。22日湖南起义、独立。同日陕西起义，次日宣布独立。29日山西起义、独立。30日云南起义，II月1日独立。10月31日江西起义，II月1日独立。11月3日，上海起义，6日独立。4日贵州起义、独立。同日，浙江起义，次日独立。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独立。7日，广西“和平”光复，宣布独立。8日，安徽“和平”光复、独立。同日，福建起义，11日独立。9日，广东“和平”光复、独立。“计自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l者）至今（九月二十日-II月10日—引者）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p[l¨(P560)此时清廷忙宣布“实行宪政”，解散“皇族内阁”，命袁世凯组阁。袁迫使清最高统治者让步，使内阁取得了完全之责任。清廷又批准《宪法重大信条》，限制君权，让资政院起草议诀宪法，代行国会职权，可选举总理。这些措施使中国的政体己处于君主立宪的雏形之中，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雏形不能保留和发育成熟…1，其结果是“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  ，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9】(P235)。于是，张骞一面准备为清廷善后，一面对共和政体进行研究。“自武汉事起，即持非从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敉乱之议。一月以来，焦思殚虑，广邀时彦，博采舆评，征之国土民族，验之人心，核之中、西政治家之说，审之各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适宜，而知此次事变以来，适与理会。…一．大抵达君主立宪，最宜于国小而血统纯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孙，万世一系是也。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为联邦，美之四十八州为合众国是也。瑞士民族，论者比为欧洲之缩团；美之国土，广袤不亚于中国：而民主共和之治，最称瑞、美。此之两国，皆为吾法。”[12] (P190>此外他还专门写了《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土寥廓、民族不一与共和政体的关系，批判了国民程度低只能立宪不能共和的旧论，指出“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从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从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3】(P201>。也就是说实行共和政体是由人心向背决定的。基于以上对共和政体的认识及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张骞认为：“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BH“’，“虽贲育之勇，不能收已发之弩；子L孟之圣，不能回东逝之波”14] (P20)。张骞见革命之火有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便识时务转而走上了共和之路。

    张骞从尽封建臣子之忠出发，为立宪而奔走，后又进最后之忠告，劝清政府顺应民意，革命爆发后再做最后之挽救，但清廷自绝于人民，使他感到问心无愧了。同时张骞看到共和乃大势所趋，于是他将封建时代混为一谈的“忠君”与“爱国”区分开来，对民族前途的关注超过了对一人一姓的忠诚，不愿做行将崩溃的大清朝的殉葬品，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转向共和。对此其子张孝若在《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清廷好比一座破旧房屋，已经穿风漏雨，破烂不堪，将行倒塌，但张骞是不会动手去拆这座旧屋的，相反他总是想方设法修修补补，竭力不让它倒塌。不料别人放了一把火把这旧屋烧了，无可奈何他只好搬迁新居了。这正是张骞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但又看到社会向前发展非个人力量可阻，从而顺应潮流转向共和的生动写照。

    原因之三：张骞拥护共和，是由于革命后成立的各省军政府，接纳资本家参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张骞作为清末名声最为显赫，实力最强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从1899年创办大生纱厂至1911年为止，直接创办和参与投资的企业达27家，资本额累计4500余万元，涉及行业包括纺纱、面粉、榨油、垦牧、肥皂、电灯、轮船、渔业、盐业、瓷业、机械、铁路等，地区则从南通延伸至崇明、徐州、海州、镇江、上海、吴淞、景德镇等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地域广大、涉及行业众多的庞大企业集团。张骞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据统计，仅大生纱厂一厂从1899 - 1911年的帐面盈利就达450余万元。清政府的巧取豪夺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张骞曾在1906年对苛商扰民的厘金不无怨恨地说：“故尝以为，过揭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厘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15] (P664 .120>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使得张骞不可能投身于反清的暴力革命，而是选择了在保持清廷统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和平改革达一斗争形式。于是他不仅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而且也参与了抵制美货、收回路权这样的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维护经济利益是张骞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骞看到许多省纷纷独立，而原来的立宪派领袖大多转向共和，且身居高位。并且，独立之省的民军不扰商，军政府又实行了护商政策，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得到了维护。以首义之省湖北为例，光复后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就任民政部长，湖北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措施。首先，安定社会秩序。军政府颁布严格的刑赏条令，宣布“……买卖不公平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使“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16] (P297>。其次，废除苛捐杂税。10月15日，军政府发布公告：“1、除盐、煤、酒、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税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2、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3、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4、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豁免；5、各属杂税除为地方所用外，概行豁免。”[17] (P66 -”’此外，还竭力稳定金融，安定物价。资产阶级要有效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必须参与政权。武昌起义后许多省建立的军政府，都是革命党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立宪派属之）和进步官僚组成的联合政权。在上海，起义前革命党人与一些受革命影响的资本家实行了秘密合作。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陈其美任军政府都督，许多工商界的著名人物都身居要职，如李平书任民政部长，财政部长先后由沈缦云、朱葆三担任，王一亭任交通部长，周金箴、虞洽9ED出任顾问，叶惠钧任参谋等。上海的革命并未给资产阶级带来动荡和损失，反而使资产阶级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并维持了社会秩序和市面的稳定。苏州一部分官绅和立宪派受上海独立的影响，策划了“和平光复”。江苏军政府都督、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军政府中身居要职的沈恩孚、黄炎培等都是张骞非常亲信的立宪派人物。在苏州光复的前一天L州光复，当选浙江军政府都督的不是别人，正是张骞的好友，另一位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事实告诉张骞，革命和革命党人并不可怕，在政治和经济上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处的江苏、上海及毗邻的浙江地区，都已脱离清政府独立，实行了共和。此时他若再坚持立宪，不仅在政治上为人所不容，而且还可能因此而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张骞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转向拥护共和的。

    原因之四：张骞有信心劝说政治军事强人袁世凯归顺共和，成为自己在新政权下的保护伞。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就濒于土崩瓦解的境地，此时的中国烽烟四起，社会动荡，还有帝国主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之虞。张骞作为拥有巨资的资本家，政局状况与其身家财产休戚相关，安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其经营的实业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首要条件，这就使他特别注重稳定政局，想尽快结束革命。为此，得有一强有力的人物来控制局势，统一国家。同时，他也深知自己经营实业10余年来成果颇丰，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东南封疆大吏的庇护。所以，当面临清廷将亡这一政局大变动之际，重新选择一顶新的保护伞势在必行。当时具有此实力的人物只有袁世凯，他身居高位，手中握有精锐的北洋新军，其实力在清廷已无人与之匹敌，并且还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实际上已掌握了清廷的命运。这样一位能在当时的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与张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张与袁的私交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二人在吴长庆的庆军中共过事，张还教袁学过制艺。后因袁对同僚师友轻慢、倨傲，热衷利禄，又乘吴长庆失势之际私自巴结为张所恶的李鸿章，张遂与其断交。两人关系一度破裂，乃道德原因所致，并非政治问题。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两人皆积极投入。为借助袁的实力，推动争取立宪运动，1904年，张主动致函与袁复交。1911年6月，张骞为赴美报聘及拟与美资合营银行、远洋公司事，为沪、津、穗、汉4地总商会公推入京，途经河南彰德时，专程拜访了被停职后赋闲洹上村的袁世凯，这是二人自1884年分手后的第一次长时间会晤。对于这次会谈，张仅留下了寥寥数笔的记录，但这次会谈使张袁二人取得了对时局的一致意见是没有疑问的，这不仅从“尤令人心目一开”，从傍晚洽谈到午夜的融洽气氛中可见也从张对袁“慰庭（袁世凯字——引者）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的评价中得到间接反映。而更直接的证据是张的随从刘厚生所记录的袁送张出门时所说的话：“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8] (PISO-”’可见通过这次会晤，二人不仅达成了共识，而且确立了以后的合作关系。这种行将出山的政治军事强人与立宪派领袖，东南实业、教育巨子之间出于政治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关系，必将会对未来的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厚生预见到了j塞一点，称-“不到半年，骞与世凯一夕之谈竟发生极大效用，并已决定清廷之命运。”[ISl(PISO)袁世凯与清廷有着7：可调相的矛盾。两年前袁被清廷以“是疾”为由停职，从人臣之颠跌至～介绅士，清廷对其的不信任和其对清廷的怨恨不言而喻。袁对清廷的不忠时人尽收眼底。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给袁世凯的信中说：“执事之与满清，其感情之为何如，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19]，想利用袁与清廷的矛盾激袁反戈一击。总之，当时包括张骞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局面“非袁不可收拾”，促使袁转向共和是时局发展的关键。张骞基于以上情况，觉得只要能满足袁世凯统治全国的欲望，促其转向共和是有可能的，他从袁世凯身上看到了尽快实现共和并在新政权下可找到靠山的希望。他采取的策略是，自己先转向共和，然后利用自己在东南的地位及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促使袁赞成共和。袁掌握全国政权后，当然会维护张的利益。以后时局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三、张骞政治立场的转变对辛亥革命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

    张骞在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从坚持立宪转向拥护共和，他的转变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张骞转向共和后，促成了自己家乡通州的“和平光复”。上海起义、独立后，张骞转向拥护革命。他在上海与民军联系，要求帮助自己的家乡通州实行“和平光复”。1911年11月8日，紧临长江南岸的镇江光复。是日晚，沪军都督府乘势派人前往通州。张骞之兄张髻留通州，率当地绅、学界代表及学生数百人在长江边欢迎。通州军政府成立，张髻出任总司令。通州的“和平光复”，使长江北岸重镇通州归入革命阵营，与上海、苏州、镇江隔江呼应。“和平光复”使通州免于战火，社会秩序如常，张骞的大生企业系统未受损失。张骞免去后顾之忧，积极活动于上海、苏州等地，共和立场更坚。

    其次，张骞转变立场后，积极支持江浙联军攻占、据守南京。江苏军政府成立后，张骞最为关注的事是将光复扩及全省，在南京的清军江南提督张勋却率部顽抗。革命阵营方面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实现整个江苏的光复。对此张骞全力支持，并亲自坐镇苏州，替在前线督战的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出谋划策。攻占南京后，他以江苏省议会的名义送牛五十头、酒千瓶，还以通海实业公司的名义送钱六千元、面千袋、布千匹，犒赏江浙联军，鼓舞士气，加强防务。南京的攻占使清政府失去了在南方的一个战略要地，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武昌，使民军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水道，稳定了反正的清军舰队，扭转了由于汉口、汉阳失守使武昌面临的危局，并为各省代表会议的继续安全举行和日后中华民国奠都提供了合适的地点。南京攻占后，张骞积极支持程德全入驻办公，加快了江苏诸地方革命政权统一的过程。

    再者，张骞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为解决新政府的财政危机出力，并能坚持原则。张骞转向共和不久，即与程德全、章太炎、赵凤昌等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20]¨…’。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鉴于张骞在实业界的威望及已转向革命，任命其为实业总长。张骞亲往南京就任，使南京临时政府顺利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张骞向孙中山递交了《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为解决财政问题献计献策，同时以自己苦心经营的大生纱厂作抵押，向日本三井银行借款50万元，以缓解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另，张骞兼任两淮盐运总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临时政府提供了盐税收入银100万两。后孙中山为解决财政困难拟以日本觊觎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为抵押或与日方合营为条件，向日本贷款。孙的主张受到张骞和该公司商股股东的强烈反对，南京临时参议院亦未通过此案。孙中山被迫取消这一打算。不久，张骞因此事愤然辞去实业总长职，固欠妥，但其反对饮鸩止渴的态度，反映了这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维护国家经济权益，遏制西方经济侵略的正确立场。

    第四、张骞转向共和后，积极推动南北议和，为议和成功出力甚多。阳夏战争后，南北处于对峙状态，不久南北议和开始。张骞利用自己已转向共和并受到革命党人的尊重，同时与袁世凯私交甚密的有利条件，决心担当“通南北之邮”的中介人，为南北议和成功而努力。袁世凯物色议和代表时，就通过在沪的亲信向赵凤昌打听，“以少川（唐绍仪字——吲者）来，南中人愿否”，以征得包括张骞在内的“南中人”的同意。当唐绍仪南行时，袁更秘密嘱咐唐，要他到上海后“先晤张骞以探其旨”【9 (P252)，足见对张骞的重视。议和开始后，表面上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的市政厅谈判，但真正代表南方意见的是赵凤昌，南方荫兴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程德全、张骞、汤寿潜等要员中，不时有人去赵凤昌白1私宅惜阴堂（赵常年病足，不便外出1密议，而后由赵凤昌与唐绍仪通电话转达结果，并了解北方意图．赵风昌是张骞的幕僚和好友，受张的委托，居沪助张办实业，与程德全、汤寿潜等颇熟。据参加议和的一位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唐绍仪曾对他说：“民党中人对国内情形并不怎样熟悉，张（张骞- -：者j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当时孙中山尚未回国，应为黄兴——引者）、胡、汪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赵（赵风昌—引者），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赵了[9 (P254)。    经1911年12月18日至31日的陆续谈判，南北方达成了默契，即若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归顺共和，则举其为民国大总统，而公开达成的协议是由各省派出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经投票决定政体（因独立的省份多，该协议对南方有利。II月末，张骞给袁世凯寄发的拒绝北上任清政府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的函电中，已提出类似的主张）。孙中山于12月下旬回国，随即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对此大为不满，竞中断了正式谈判，靠已不是北方代表的唐绍仪留沪与赵凤昌接触，或其本人直接与伍廷芳、张骞通电，使议和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维持下去。这样涨骞的作用就更显突出，他尽最大努力劝说袁世凯归顺共和。张骞转向共和不久，就与程德全一起致函袁世凯，并派人进京当面进言，望袁勿为清廷尽愚忠愚节，应向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学习。民国成立后，张骞又及时打电报给袁世凯，介绍南方的政治局努，“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说明南方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非针对袁世凯。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明确表态，同意他归国前南北北议和已达成的默契。张迅即致电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电达。…一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声名俱泰，无穷之利。”[p (P258)经张的说明、劝谕，袁消除了疑虑，与南方商定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开始“逼宫”。一批满洲亲贵，结成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并企图夺袁世凯的权。张骞又为袁世凯加速逼清帝退位出谋划策：“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指宗室、遗老—引者）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鲜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段祺瑞字——弓l者）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同意电请政府…．．如是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p (P262)最终，袁世凯正是通过让以段祺瑞为首的46名北洋将领联名发起“兵谏”，方取得“逼宫”的成功。1912年2月12日，清廷正式颁布了由张骞起草的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至此，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268年的清王朝，最终被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洪流所埋葬。紧接着，根据南北双方已议定的条件，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实现统一。南北议和是在汉口、汉阳接连失守，南北双方严重对峙，南方无法通过北伐推倒清廷的情况下进行的。张骞利用其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劝说其归顺共和，为南北议和积极奔走，最终促成了议和的成功，在危机关头使这场革命迅速取胜，不致于功败垂成，在中国一度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至于袁世凯后来的倒行逆施，则应另当别论，而不应归咎于张骞。

    总之，张骞政治立场的转变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有明显的进步性。但由于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长期走改良道路，其转变又是被动的，导致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了软弱性，不能继续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但是，张骞能在国家兴亡关头以救国为己任，顺应历史潮流，探索救国新路，由立宪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的一度成功出了大力。因此，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以从乌克兰和立陶宛得到补偿，对这一切苏联心知肚明。正如1938年10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波将金对波兰驻苏大使格日鲍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我必须提醒大使注意二十年的苏波关系史：1919 - 1920年苏波战争，在同波兰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我们遇到的困难，波兰拒绝公布1933年波罗的海宣言，1934年波兰同希特勒德国接近起来，波兰积极阻挠实现东方区域性条约，波兰在国际联盟中袒护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立场，它对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行动。从所有这些事实得出一个结论，波兰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威胁整个世界的几个侵略国联系在一起，它积极支持它们的旨在反对苏联的政策”‘61 (P54 -”’。1939年5月到3月，英法苏三国谈判和苏德谈判都在紧张地进行，与谈判有关的各方都处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之中。此跚的波兰本应吸取历史上自己的两个强邻勾结在一起瓜分自己的惨痛历史教训，认真权衡利害关系，离间芳德舻联合，争取苏联对它的谅解，通过多边条约在保证自己现有领土和主权的前提下、融合英法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共同制止法西斯德国的侵？各扩张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英法苏波等国联合起来抗击德国的希望最终却内为i々兰【々坚决反对而破裂。接着就出现了波兰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德国像当年的普鲁士那样充当了瓜分波兰．9急-t锋，而苏联则代表当年的俄国收回了它曾经从波兰所得到的一切。历史就这样走了一个怪圈，真是让人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