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3)
辛亥革命网 2013-08-12 00:00 来源：《书屋》 作者：李斌 查看：
在各派政治势力都标榜自己的爱国性和革命性的时代，有人主张以民族主义为标准，根据其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将政治势力划分为新、旧两派：“凡主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可名之曰新派。凡不主张或竟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打倒者，可名之曰旧派。谁为新派？国民党，共产党，准国民党，准共产党，及一切急进分子属之焉。谁为旧派？军阀与帝国主义者自身，腐败官僚政客，及一切保守分子属之焉。新派重民权，旧派喜官治；新派重自由，旧派喜专制；新派主御外，旧派主和外；新派好进取，旧派重保守；新派多廉洁，旧派多腐败；新派喜接近民众，旧派藐视民众，此其思想之大别也。”〔4〕这一关于政治力量新旧派的划分，正是废约运动对民族主义发生重要影响的最好佐证。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废约运动正是政治势力利用民族主义谋求民众支持的最好良方。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就会失败。
废约与否及如何废约，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政治势力内部争斗的重要“导火索”。废约与爱国问题，是各派势力攻击对手的重要政治工具。“爱国，爱国，这种声浪，今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徒然高出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5〕这一方面说明爱国主义在民国时期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爱国”两字成为各方政治势力自持的政治工具之一。正如杨荫航指出的，各派军阀在攻击他人时，“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以“骂人卖国”为攻击对手的通用手段，使“卖国”成为公愤；“今日中国无论何派，当其握权得志之时”，没有绝对不依恃外国势力的，而“当其失志无权之时”，又无不“骂人为卖国”。相互攻击和谩骂敌对势力“卖国”与不爱国，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废约”与“爱国”的呼声高涨之时，废约运动对北京政府的内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巴黎和会上的对德和约成为各派相互攻击的重要理由，安福系为转移民众视线，先发制人地攻击研究系和钱能训内阁及其外交，引发了北洋政府最高统治者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去留问题。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较量的重要借口，由于传出梁士诒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引发内阁变动，梁士诒遭到攻击；内阁问题又转为奉直军阀之争，并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诉诸武力解决，引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来奉系主导的北京政府，既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试图加快废约的步伐，同时，又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而力不从心。在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之际，北京政府内部往往“议员们忙着‘倒阁’、‘拥阁’，政府中人忙着‘收买’、‘疏通’”，无意专心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
总之，废约运动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谁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旗，谁就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就能获得广大民心；谁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到最后，谁就是民族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2〕《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1926年11月11日。
〔3〕记者：《武汉讨共之重要发见》（一），《国闻周报》，第5卷第2期，1928年1月8日。
〔4〕梁明致：《中国政局之趋势——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5〕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