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4)
辛亥革命网 2012-02-01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查看：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