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辛亥革命对湖南的历史影响

       湖南作为最先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的倡议与领导下，趁着湖南巡抚余诚格打算分散省会新军兵力、准备将部分新军调往常德之际，于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早晨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抚署，随即将该署改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军政府”，宣布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上述事件就是湖南辛亥年长沙的光复起义。正是广大湖南革命志士们坚定的态度与果敢的行动，才真正实现了“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的共同愿望，对推动其他省份的起事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湖南辛亥起义的领导者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是在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形势下被推上领导者位置的，这就决定了革命党人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与中间支持力量。很快他们就因出身“卑微”（既无钱财又无学历）、在新军的上层中又缺乏崇高的威望而遭到了有权有势、很想揽权的立宪派团体的坚决反对。很快，湖南知名绅士、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谭廷闿、陈炳焕、左学谦等为了夺回权力 ，利用了留日士官生在新军中制造矛盾，十天后就将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位革命党人杀害，立宪派谭廷闿被拥戴当上了湖南都督，湖南的辛亥革命暂告一个段落。

       从时代条件和革命性质上看，辛亥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中国被跻身推入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浪潮的当口下发生的，这场革命当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而从区域范围来看，尽管发生在湖南一隅的局域革命跟其他省份一样在行动上是很快平息了，但是它对湖南今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其重大影响。

　　 首先：这场革命开创了近代湖南民主革命的先河，激发着先进的湖南志士们继续为维护民主、再造共和而不懈奋斗。

       经历了反对专制、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之后，尽管独裁与民主、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十分错综复杂，但是，湖南志士们仍然坚守信仰，在维护民主、再建共和的斗争中，继续奋斗着。随着反独裁、倡民主的湖南领袖宋教仁的被害，湖南志士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1913年冬天，“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湖南志士王道、邹永成、葛龙、刘承烈等为了继续制造革命声势，创设了一个反独裁的社团“民义社”，其宗旨在于“恢复真正共和，殄除国贼，制造良善宪法，保存固有领土。”1914年，民义社社员纷纷归国活动，在湖南发动了一系列的反袁驱汤斗争。比较著名的有：1914年7月，李国柱等在湖南郴州发动了兵变，先后占领了湘南七县。1915年12月，湘人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起义反袁，湖南积极响应，程潜组织湖南护国军，由湘西南逐步向湘中、湘北推进，湖南各地的反袁独立斗争风起云涌，湖南督军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的电文成了“送终汤”的笑柄。1916年2月，杨王鹏等在长沙，召集百余人，分路猛攻将军府与警察署。

 　　其次：辛亥革命催生了湖湘大地光辉的革命传统，彰显了湖湘文化特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办事作风。

        自近代以来，湖南人就如何有效抵御外侮、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上显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引领中国时代潮流的创新能力，相继涌现出了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曾纪泽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洋务思想家与外交家，并在晚清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潮；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志士谭嗣同则勇敢地跨越了汉族“士人不得干政”的界限，以生命做代价希望唤醒后来人，更是体现了勇于冒险牺牲的精神；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仁人志士像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黄兴、陈天华、杨毓麟等，无不是以“救亡图强”、“振兴中华”的强烈爱国情操走上反满革命的道路，展示了异乎寻常的激越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之后，湖南人更是凭借其韧性与义无反顾的精神，发扬了顺势明理与务实的光荣传统，以激越与图存而名扬海内外。辛亥革命十余年后，就有学者总结了湖南人的血性魅力：“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惟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人。当其信以为是也，牺牲一切以为，必达极端而后已。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纵前后异致，绝不以为歉。故百年间，湘粤文化进步，湘粤人之活动能力增加，中国遂无役不有湘粤人参与。”

 　　再次：辛亥革命为湖南提供了工商经济发展的土壤和环境，促进了湖湘大地近代民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兴盛与繁荣

        近代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仅限于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广大民众生活困苦，其水平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通省财力“才抵江浙一大郡”。随着湘军的兴起与频繁战事的促进，大量军功地主的出现以及晚清士人经商风气的形成，湖南的经济开发潜力才逐渐提升 。以湖南工矿业发展为例，早在1895年，湖南就设立了官矿局，政府任用富裕的绅董主理，并分设三路分局鼓励民间官绅平民试行开采，同时湖南官方还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与日本学习采矿技术，把业务扩大到跟洋人交涉签订产销合同。1903年12月，湖南巡抚赵尔巽奏陈成立湖南全省矿物总公司，并颁发了公司章程，注册资本银三百万两。1907年，清政府“命将军督抚迅饬所属，于应兴各业当极力振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者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一些湘籍绅士于是纷纷投资办厂，在湖南兴起了一股兴办矿业的热潮。辛亥革命后，湖南的工矿业获得了更大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设厂激增。根据湖南工矿业杂志社《湖南矿业之调查》不完全统计，1916年全省各县新设大小矿场至少在八千家以上，其中以锑矿厂最多，其他有色金属矿厂也增加迅速，“铜、铁、矾、硵、砒、砷、钨、锂矿厂也莫不先后创办，形成了一种空前的热潮。”第二：出口额扩大，价值飞速上涨，1914年，湖南出口的纯锑一吨由原来的146元上涨至1000元；1916年湖南出口的纯锑价值为463万两，占了世界产销的第一位，其余的铅、锌、砒、硫磺产量也占全国第一位。第三，湖南涌现出了一批实业家，如朱昌琳、龙璋。陈文纬、梁焕奎、邬世英、蒋德钧、张本奎、廖树衡等著名矿产企业家。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推广实业的推动下，湖南的工商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最后，辛亥革命促进了湖南人文思想的开化和意识形态的震荡，推动了民国年间湖南社会风气的变迁

        就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湖南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受地域环境、政治氛围、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制约，基本上属于人文思想顽固保守、意识形态传统陈旧的省份。甲午战争后，湖南逐步走向近代化，政界商界不仅纷纷投资办厂，经济开发的步子加快，而且各项制度与文教的改革力度也扩大了，湖南成为了响应维新变法最活跃的省份，也成为新闻媒体革命团体创建最早的省份，更是辛亥革命最先响应首义的身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抵制洋货，兴办教育。以教育创新为例，辛亥革命前夕，湖南各地改私立书院，设公办学堂，一时间湖南全省兴办了数以千记的各式学堂，吸纳男女青年入学接受新式教育，湖南留学生也是逐年增加，据周秋光先生等在《湘籍辛亥人物小传》列入的二百二十六人中，留学生几乎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留学日本的占据多数，女留学生在全国雄踞榜首，代表人物有许黄萱佑、许馥、许薇、吴双、张汉英、王昌国、唐群英、黄国厚、王国巽、黄辉等。这些留学生成为了反清革命斗争的骨干。辛亥革命后，男女青年纷纷出省求学，出国留学，这些接受了西洋日本教育留学生回国后，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主张男女平等、教育公平等，推动了民国年间湖南社会风气的急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