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政治文化的两次尝试

 　　从秦朝建立高度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至清朝已延续了两千余年。这种体制首先在政治上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威。皇帝、贵族和农民构成了封建的金字塔似的等级制度。皇帝高高在上，权力最大、地位至尊、财富最多，故有“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这种体制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封建专制；推崇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用封建宗法。宗教观念’箝制人民思想，剥夺人民应有的自由权利。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前曾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已与时代发展不相适了，中国社会从此落伍，失去了世界强国之势，特别是在清末，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崛起的日渐强盛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之势，面对洋枪洋炮这种专制体制却显得苍白无力和无奈。 

  　“穷则思变”。在中国社会渐渐沉沦，传统理念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渐渐觉醒，许多人看到了旧体制在政治、文化中的弊端及危害。康有为曾用中医理论来比喻当时政局“夫中国之大病，首在雍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能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宜，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致，中国行之而益弊，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在思想文化上自古相传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五伦，已不适应于“天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的时代，李鸿章曾悟到：吾之古伦理，愈不适应于世，而吾人犹泥人，此地方所以不发达，邦国之所以日受侮也。这也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为了拯救中国，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了一场自救运动。从此中国历史的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局面转入到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政治思想文化，寻求富强进步道路的大胆尝试。 

  　（一）无论是维新派掀起的戊戌变法还是革命派  掀起的辛亥革命，其目的都是为了“借西方文明政治  学术，以改良东方传统政治文化”早期的维新派也认识到西方政体优于中国，主  张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现状．如张树声就曾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陈请设议院。第一代驻外公使之一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  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  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旧也奏请设立  议政院。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在早期维新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民族生存则积极呼吁变法，希望通过变法、学习西方科技和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用西方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君主制。1895年，发动了“拒和、迁都.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提出改变祖宗成法和富  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四方面的具体措施。康有为在  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时指出：变法是大陆国家富强  的主要途径。他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  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  则强，小变仍亡。”他还认为，变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他强烈呼吁道：中国方今不变  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则不能立国，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另一维新领袖梁启超在《论变法不  知本原之害》中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一切安其大  成，在变官制。维新派把中国落后归因于制度和  寄生这个制度的官僚集团，希望通过变法改变中国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落后状况。著名资产阶级启蒙  家严复评述《天演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  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大声呼吁：中国  如再不变法就难逃“优胜劣败”、“弱者先亡”的厄运。戊戌变法在于改良已弊端百出的封建专制政治，而  以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却是推翻这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权，建立积极向上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 

  　以孙中山为道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更彻底地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在中法战争不战而败之后，他目睹了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便抛弃改良主义幻想，走上了比维新派更激进的革命道路。他崇尚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特别称道西方议会和三权分立原则，他的革命思想是效法美利坚和法兰西，他曾说到：“革命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之解》一文指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进步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将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并提出：只有革命手段才能达到以上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论战中明确强调革命手段的重要性。指出“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旧“革命者，天演之公理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民者也。”我中国欲摆脱满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主张根绝专制君主政体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们革命，中国的伟大目标便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享有更为光明的前景。这充分表明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内容涉及到社会的诸多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度也十分突出维新变法首先着重改良封建政治体制，代之以西方的立宪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进步文化．  

 　《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重。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强烈呼吁：“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乎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必亡是也。”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指出“改变祖宗成法”的政治要求，揭开了维新变’法序幕，为了推进维新运动，康有为等维新派大搞思维舆论宣传，进行思想文人的启蒙，促进人民觉醒。首先，维新派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设学堂编译著作，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刊总数超过300。其次，康有为积极创建变法理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来宣传变法思维。将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经典，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受到巨大冲击，并借孔子之名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将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改革思想。另一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曾著书，在政治上突出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教条，将历代帝王斥为“民贼”，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写《仁学》，政治上否定“君权神授”、反对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则怒斥“三纲五常”箝制天下、杀人灵魂。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布一系列政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其中，在政治上，册改则例，裁撤闲散衙门，裁决冗员，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文化上，废除八股取仕的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取消书院，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允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创造，以达到除旧布新、移风移俗、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促进人民觉醒之目的，对促进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起到启蒙作用。 

  　与戊戌变法相比，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直接对封建专制政体和封建专制文化进行挑战，其打击更为猛烈，更为尖锐，影响更大。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1905年，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将十六字总纲发展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将其作为民主革命派的战斗旗帜和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武器。而其三民主义正是来源西方。孙中山说：“我们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他还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并将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民权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的具体化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孙中山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里吸收来的，也是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目标，孙中山曾称赞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欧洲立宪之精义，并加以采纳和发展。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这意味着打倒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打倒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象征——皇权，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一大步，从此，中国专制制度失去了合法化，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就证明了这点。辛亥革命还正式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成立了第—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改革的法令措 ，突出在政治上有：扫除官场恶习，焚毁官厅刑具，停止刑讯，保护女权，禁止买卖奴婢，提倡女子参政等。并按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尊重人权，提倡解放妇女，主张男女平等。这是社会发展史的一大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大丰碑。   

　（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结束，但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戊戌维新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变法，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止，历时103天，所以历史上又叫“百日维新”。但这是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和组织的、以西方诸国和日本为学习对象的一次变法图存、富国求强的社会改良运动；也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爱国政治运动。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民权论为思想武器，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伦常礼教，反对八股科举，使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政治上，为了减少顽固派的阻力，收起了“兴民权”、“设议院”之说，提倡推崇君权。同时维新派自己也背着沉重的封建思想的包袱，他们不敢触动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孔子，还打着尊孔的旗帜称“托古改制”，向封建主义屈从和妥协。所以百日维新失败也是必然的。后来所有的措施全部废除，仅只留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后来，这里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摇篮。

   　比维新变法较彻底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颁布了有利于人民的法令，是历史上一大创举，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为思想武器，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生长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封建性的一面，又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意和更加不能推翻封建势力。南京临时政府曾想承认全部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帝国主义承认和支持；所以，要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资本主义又当然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部对封建伦理道德、孔孟之道有过揭露和批判。但总的说来，他们只着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宣传和传播，未认真、有力地进行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甚至在“排满”的口号下，还有意无意宣传了封建文化。所以，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单纯的政治革命，其文化革命也很肤浅，只赶走了一个皇帝，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没有变，中华民国有名无实。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文化革命，单纯的政治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延续和深入。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作为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伟大尝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总之，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程度总是与失败的程度相等的。小失败，则小觉醒；大失败则大觉醒；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才有根本觉醒。有洋务派的觉醒，才有近代工业的产生；有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觉醒，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觉醒，才有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无一例外的匆匆而过。中国近代失去了太多、太多。这正如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那样：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种种奋斗都失败了，只有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