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从沉重到从容
辛亥革命网 2011-06-01 00:00 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新世纪周刊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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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六十年的发展，从来都没离开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同的是，现在的运动员可以活得更轻松。
建国初期，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更没精力搞体育，衣服上有五六个口袋的军队里最容易建成一个运动队。除了军人，厂矿企业里的工人也可以随时组队。毛泽东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他们身兼数职的动力所在。
1953年，国家体委把中国游泳队和足球队送到体育强国匈牙利学习。在当时，体委是下了大决心的，据说队员的生活补助相当于匈牙利总理的工资。为期两年半的留学很有成效，以穆祥雄和戚烈云为首的游泳选手频频打破世界纪录，中国民族自豪感一时无比高涨。
进入60年代，两种运动成为风潮，一是自上而下的乒乓球，一是自下而上的羽毛球。乒乓球无疑是举国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当时中国退出奥运会，脱离了众多单项国际组织，以容国团、庄则栋和徐寅生为首的乒乓球选手在国际男单和男团比赛中表现神勇，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契机，宣传机器趁势加大马力。容国团提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脱胎于1960年世乒赛108名陪练的“奉献精神”和“让球法则”成为时代宝典，乒乓球登上国球尊位，容国团等名将成为中南海的常客。而由归国华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尽管横扫世界强队丹麦，但由于缺席国际赛事，最终只能沦为“无冕之王”。时至今日，乒乓球和羽毛球在中国体育系统中的地位依然耐人寻味。
文革十年让中国体育完全沉底，到了70年代，中国体育的星星之火就只剩下游泳（包括跳水）和聂卫平的围棋。1970-1972年，中国游泳和跳水队作为主席派来的人，从湖南长沙出发，历经海南、福建等地，开始全国大巡演，每到一处，万人空巷。到现在，中国人仍有游泳情结。
封闭和内耗让中国与世界渐行渐远，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在80年代嘎然而止。改革开放后，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中国体育人再次“贪婪地”吸取国际先进经验，疯狂参加国际赛事，希望将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首次战胜集体成为英雄，栾菊杰、李宁、郎平和许海峰成为大众熟知的名字。客观地说，这是中国体育人第一次实现自我价值。因为太过想要被世界认可，拼搏精神成了所有人的兴奋剂，科学的训练手段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一些英雄过早地透支了运动寿命。民众对成功顶礼膜拜、对失败则极尽攻击的两极态度，更使昔日的英雄无法承受体育之重，李宁转战商场，郎平和栾菊杰黯然出国，一声叹息。
90年代，中国的体育开始拥抱职业化。1994年发端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以马家军和泳坛五朵金花为首的基础大项崛起，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体育领先于世界的曙光。市场双刃剑的反作用也随之而来，在此期间，中国人陆续学会不少新词：球霸、假球、黑哨和赌球。市场无序的状态，耗尽了球迷和赞助商的热情。而马家军集体兵变、五朵金花使用雄激素，给田径和游泳带来灭顶之灾。
2000年之后，人们开始平和地对待市场经济，也更加注重体育本身。体育只是体育，我们有姚明、易建联、丁俊晖的专业团队，也有刘翔、郭晶晶、林丹等一代巨星，更有仲满和何文娜这样依托网络手段迅速蹿红的新星。他们不再只是站在前辈的后面，说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沉重话题；他们追求人性，不拒绝娱乐和时尚，他们敢于怀疑一切，也能更从容地对待自己的成败。尽管，谈到成败，中国人从来真正从容过。
容国团： 困难年代的体育惊喜
新中国“全民体育”从容国团夺冠开始，周恩来把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一起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苏枫
是他让中国人从此爱上乒乓球。
他喜欢弹着吉他唱猫王的歌，酷爱毛泽东诗词。
容国团的一生短暂而绚烂，从1958年到1967年，他先后作为运动员和教练，为中国乒乓球拿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男单冠军、第一个男团冠军和第一个女团冠军。
2009年，距离他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正好50年。
1952年，容国团15岁，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崭露头角。
1957年9月，容国团到北京参加省港澳乒乓球运动员友谊赛。当时他又高又瘦，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用“野路子”打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
这匹黑马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看中。应贺龙邀请，19岁的香港人容国团走过深圳罗湖桥，进入广州体育学院，他用日记记录下当时的心情：“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当年，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加了全国九城市乒乓球赛，第二年5月加入国家队，为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备战。这期间，他喊出后来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同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的庄家富对《新世纪周刊》说：“1958年，赶上大跃进的年代。他写毛笔字特别好，曾用毛笔字写过一个大标语，从四楼到一楼的长条幅，十个大字：‘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后来在备战会上，他又跟大家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25届世乒赛上，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当时很多队员，包括我，都觉得这小子在吹牛。后来熟悉了，发现他既有雄心壮志，训练也十分刻苦，技术又非常全面。”
一年之后，容国团的豪言壮语实现了，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周年国庆并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50年前在多特蒙德发生的一切，庄家富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前八名里，中国运动员有四个，我、王传耀、杨瑞华、容国团。后来我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就剩容国团孤军奋战。他在半决赛遇到了美国老将迈尔斯。五局三胜制，他零比二落后，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觉得可能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改变战术，跟迈尔斯比搓功。最后比分21分都还没到，迈尔斯主动找容国团握手认输，不打了。”
“接着决赛，对打匈牙利的老将西多。当时男队教练傅其芳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国，由我任代理教练，跟容国团算是亦师亦友。决赛前夜的战术会上，我提出要改变打法，对方削球时不给他反攻机会，加强进攻时球的旋转能力。比赛开始前，我发现匈牙利已经买好花放在旁边，就等西多赢了上去献花。”
最后一个球打过去，容国团攥紧拳头跳了起来。这一天，象征世界乒乓球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永久刻上了“RongGuoTuanChina(中国容国团)。”
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炫耀，几次去中南海，回来还是平常心。黄国珍问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报纸上都讲平常心对夺冠有好处。去多特蒙德前，容国团就对妻子说过，“我这是糙瓷碰玉器，没有包袱，我不怕！”
1959年4月6日，容国团夺冠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此后，各种庆功活动接踵而至，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乒乓球代表团吃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容国团等乒乓球运动员。1959年5月1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容国团和兵乓球友一起组成方队，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