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翰(2)

　　体育理论

　　马约翰学术基础渊博，再加之长期实践，因而具有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理论。上大学时，他学完几门主要的理学课程，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学。1928年，他利用清华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同国内体育名流郝更生，张汇兰．董守义等一起，抱着“强国必先强种”的目的，几次创办“暑期体校”，自任主任，并主讲“人体解剖学”课程。他的体育理论，可归结为下列几点：

　　“动是健康的泉源”

　　这是马约翰在早年提出的，并在1954年出版的《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中反复强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普遍的常识了。他认为要坚持天天动，但要科学运动，不能盲目乱来，一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不怕累；二要经常化，要持久；三要全面，锻炼多样化。另外在生活上还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规律地工作和休息，以及适当的营养。

　　马约翰对于这一理论是身体力行的，直到晚年，他在日常生活上严格执行一套作息时间表。早晨六时起床，先作一套徒手操，再练几路太极拳或太极剑；上午课间操时到体育馆练拉力；下午四时后到同学们中去，一起锻炼并进行指导；夜晚临睡前定散步几分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的身体非常健康，到了80岁时，还是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工作两小时；假日可以骑自行车远游香山，平日可以进行多种项目的训练，“俯卧撑”可以连续作40个。1958年，他已76岁，还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创造了七六老人达到一级运动员际准的事例。酷暑不怕热，无论室内室外，总是一件白布衬衫穿得整整齐齐，在太阳下晒几个小时，不头晕；严冬不怕冷，从来不穿棉衣，最冷的时候，在白布衫外加一件毛线背心，到室外时再罩上一件短外套。他的非常健康的身体成为他的理论——动是健康的泉源的最有力的证明。

　　他的观点

　　他认为“运动场是培养学生品格的极好场所，可以批评错误，鼓励高尚，陶冶性情，激励品质。”刻苦的锻炼可以“培养青年们勇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自信心，进取心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他认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能使学生获得健康，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道德品质的锻炼和培养。1948年，他在一次接待校刊记者时说；“我觉得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干，干，干！’的精神，负责任，帮助别人。所以新同学一进来，我一直就跟他们讲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体育是培养人格的最好的工具。”

　　体育的价值可以迁移

　　他说：“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他早在1926年，就写成《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被评为美国春田大学的主要硕士论文之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又于1950年发表了《我们对体育的应有认识》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音乐、艺术、哲学等的关系问题。

　　祖国荣誉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二、三十年代，曾有一些外籍人来中国搞体育工作，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作裁判，马约翰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但有个外籍人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的骂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马约翰跑过去，用英语对那个外国人讲，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也客气点。那个外国人仍坚持错误，而且继续骂人。马约翰就掏出英文规则给他看，并斥责他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说得那个外国人哑口无言。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北京解放前夕，很多体育界人物到他家里来寻求“对策”。他说：“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会存在，体育也还是会存在”。有人问他，共产党来了，有没有什么危险，他意味深长地说：“金子终究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还有个别人拉他出走，被他拒绝。他反而去劝别的要走的人留下来。

　　一面旗帜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真正做到了“忠贞不渝”，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很早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到清华三个月后，即1914年11月，即被学校推为北京体育协进会的代表，并被该会举为评议员。后来，他又担任过华北和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从此，几乎每次华北和全国性的运动会都有他参加组织、训练和指导工作。

　　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后一次会上，任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委员会和运动法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 1925—1936年，他曾担任美国春田大学在中国的委托介绍人。

　　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马约翰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他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体育工作者要加强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要好好学习政治，提高觉悟，努力钻研体育科学，改进业务，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党和人民信任他，尊重他，委托他担任了更高的职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十年动乱前的两次全国运动会，他都担任了大会的总裁判。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同他会过面和谈过话。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朱总司令还特约他合拍一张照片留念。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总理告诉他说，体育运动对国防和生产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时他坚决表示：“我要献出全部精力，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而奋斗！”

　　早在1939年9月，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就曾聚会庆祝马约翰在校服务25周年。会上除许多热情洋溢的祝词外，还赠他“五十年不坏”的金表一块，希望他再在学校服务“如表之恒，如日月之升”。1961年，清华大学师生曾聚会祝贺马约翰八十寿辰。校长蒋南翔代表学校向他祝贺说：“半个世纪来，马老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体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在全校年纪最大，精神最好。”国家体委代表荣高棠说：“马老以80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健康，马老是一个活的证明。” 1964年，清华师生又曾聚会祝贺他在校工作五十年，蒋南翔校长又一次作了长篇讲话，代表全校向他祝贺说：“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精神奕奕的马约翰先生，本身就是提倡体育运动的一个活榜样。他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气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和清华大学前进的步伐而不断进步，这就使他能在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成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