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育的兴起（上）
辛亥革命网 2011-09-23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黄传昶 查看：
1914年，清末首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在以英文正式发行的书中表示，中、西方在娱乐方面差异最显著者莫过于运动，对运动能否在中国获得接受表示怀疑。站在东方人的立场来看，伍廷芳认为运动“太过暴力、有失尊严”。这种看法不难理解，在传统“中国”、“天朝”的世界观框架下，清末的中国人一开始把欧美人视为不识礼乐的“野蛮人”。但随着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一连串的失败，人们对体育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体育非但不被视为“暴力”和“有失尊严”，而渐成为 “尚武精神”、“鼓民力”、“保国保种”的利器，甚至赛场上的胜利反而可以带来“尊严”。
1840年东南沿海的硝烟，让天朝几近崩溃，也惊醒了帝国，昔日帝国“怀柔远人”的自信随着一次次的战败、一张张条约的签订荡然无存，“天朝”有意无意地成为世界诸国中的一员，早已不再是往日高高在上的“上国”。以至于时人感慨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隐约中流露出几分今非昔比的惊慌、无奈和失落，当然也有几分直面应对的慷慨，变法图强渐成为人们共识，洋务运动蔚为壮观，一时间人们倍受鼓舞，但甲午年间的那场刻骨铭心的失败又一次让时人无所适从。
甲午战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昔日败于西欧列强的诸次战役，大清居然惨败于“学生辈”日本，令当时许多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充满沮丧、愤怒和反省的复杂情绪，人们逐渐认识到只靠技术和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在思想、人心上加以改革。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他根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那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即后人津津乐道的“力”、“智”、“德”三素质的高下。因此救国的根本办法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在这里严复将个人与国家的生存、富强联系起来。梁启超在稍后的《新民论》中也认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为此在清末的十年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以“鼓民力” 、“开民智”、“新民德”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括开办白话报，创办阅读社、宣讲所、演讲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等，体育也正寻此思路日渐兴盛。
图1：《天演论》译者严复，他援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
提到近代体育的兴起，自然离不开“军国民主义”和“尚武精神”。“军国民主义”的提法源自近代的日本，蔡锷在《军国民篇》对此有过描写：“吾尝检译日本小学读本，全籍多蓄爱国尊皇之义，而与中日海路战争之事迹尤加详焉。其用意所在，盖寓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中也认为：“今日之战争，国民全体全体之战争，而非一人一姓之战争也。其胜也，国民享其利；其败也，国民受其祸，非于国民以外别有物焉”。因此，为了能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生存下来，每个公民都需要以“尚武”精神武装自己，一首名为《小学生》乐歌中，形象地写道：“小学生小学生，须有好精神。体操也，运动也，处处要勤奋，须晓得我与他邦必有大战争。身体强壮可争胜。勉哉，小学生！”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堂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五点教育宗旨中就有“尚武”一条，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图2：“尚武精神”是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思朝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