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2)

　　现在东北军正在涣散与分化之中，同时部队内抗日情绪，经过“双二”打击之后，处在暂时的消沉状态，要提高部队的抗日情绪，巩固东北军内部，使东北军成为和平的支柱，［仅靠］对日抗战的推动和军队内部的工作是异常不够的。“双十二”事变之前，西安与东北军内部所以造成轰轰烈烈的状态，主要的我想还是得力于群众运动。而当时的“东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部队内部的纪律及层层关系限制着他的发展，而一般民众则比较能自由活动得多。所以要打破目前东北军的分化与消沉，应该更加注意东北民众的工作。不过，东北军移防之后，在豫皖的东北民众，自然是不多的。东北民众十之七八在平津，最近在东北军内部不能立足的一部分左派，又到了平津；在河北的东北军总共有5万左右（其中有53军指挥的5个师，京东与战区的保安队以及北平的宪兵）。所以，现在应该加强河北的东北民众与军队的工作，用东北民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用北方的工作来推动南方。我们已经决定调一批干部到北方去，我已用副主席的名义写了两封信给河北，对他们的工作作了一些建议。详见稿，不赘述。如中央去信给北方，望加督促。

　　关于我的工作，自从得到中央电令之后，我即由云阳到西安，亦想随着东北军去，但经各方面考察，觉到环境有很大困难。这原因是我从陕甘来，在孙铭九及应德田家住过，以及在学生队中做过教官，虽是只认识一二百人，但这些人都知道我是从里面出来的。假使到安徽去，很容易有问题，现在要我掩护也很困难。所以，经恩来同意没有随去。现在那边的领导，决定暂时经过电报及交通关系。目前党的工委可以独立工作，所以中央一时不去人还不至于有多大问题。

　　鄂豫皖的任务，［红］十五军团交来三个同志，其中最高级的同志是个骑兵团长，我已把他们交给110师同志，叫110师负责同志把他们带到蒙城（110师驻防地），并向郑位三同志要了几封介绍信。他们到了蒙城之后，决定工委设法把他们送进苏区找28军，要28军及当地党派个了解鄂豫皖工作情况的同志出来到工委，再由工委打电报告诉我们，然后决定或是叫同志来此，或者派人去。对于鄂豫皖过去及现在的情形，××了解得很多，我深恐去后建立不好关系，可否在现在鄂豫皖的同志中挑出一人代我？请求加以考虑。

　　另附“双二”事变中东北军工作的总结，是我个人对于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请予指正。

　　附：“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由于党中央运用与坚持的和平方针，使得“双十二”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使得中国情势开始了团结御侮的新阶级。在党的总路线之下，东北军中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的方针，并为中央的方针进行了许多的斗争。东工委动员了它所领导下的刊物（如《西京民报》等）、政府宣传机关（经过宣传委员会中的党同志）以及分派到各师去的几百人的宣传队（内中大部分是党员），积极的宣传党中央对于“双十二”事变之估计解释“二·五”释蒋的原因及党的和平方针。在“双十二”事变过程中，党的组织迅速壮大了，党由过去几个月前的十几个同志扩大到二百余人。在每个师中都有党的有活动能力的支部，在东北军各个重要机关内，党的许多同志占领了很重要地位。例如，在政治处几个科长中，党员便占了3个；特务团、军警督察处中的干部，党员至少占一半以上。在“双十二”事变的过程中，党不断克服内部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狭隘的宗派的关门主义，改变了工委会的成分，保证了党的路线的执行。然而，“双十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虽是推动中国和平团结御侮走上了新的阶级（段），虽是对于中国民族作了莫大的贡献，但是对于东北军本身的巩固与团结，却因为“双二”事件中的极左派的盲动而遭受莫大的损失与牺牲，使抗日先锋的东北军走到了分歧的状态，使东北军抗日的准备，大大的遭受摧残。在党的指导下的几个新的政治员，他们是使东北军转变为整个抗日军队的最坚实的武器，因出“双二”事件从各个师团中被调出来。党的最有基础的几个团，因“双二”事件，倒有3个团的基础被摧残了。东北军目前失去了最可贵的抗日推动机的作用，使得西北抗日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成为不可能。这种悲痛的损失与牺牲，是不是完全不可避免呢？不是的。虽然当时有客观上许多复杂情势及其困难，然而，假使当时党在事变前后，在中央总路线下，采取灵活的正确的策略，我认为东北军内部的损失与牺牲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

　　造成“双二”事件及其恶劣［结果］的第一原因，便是东北军内部的统一战线没有及时的建立起来。在七八个月之前，东北军内部在抗日与“剿共”的问题上，发生了左右派的分化。一部分的先进分子主张违反南京的意志，停止内战，并和红军联合实行抗日。但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执行南京政府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继续“剿共”。所以，在这个时期，组织左派的同志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直到“双十二”前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中间分子，以及过去的右派分子，都一致拥护张副司令的抗日主张，这只要一看到“双十二”事变中所有的军长（除何柱国之外）都参加了事变，过去可视为“官僚派”、极右派的何柱国、李天才、王回波、吴家象等等都一致的拥护事变与支持东北团体，便可知道。过去造成东北军内部分化的政治根源，一般的说是不存在了。党在过去单独组织与支持左派的策略，已不适用那时政治上的需要了。党在那时，应当迅速地把左派转变为整个东北军的统一领导机关。假使我们再估计到所谓左派同志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弱点（政治上是反对我党争取南京抗日的策略，组织上完全是独裁的、包办的、关门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团体），那便更需要党采取各种方法使它转变为东北军的统一的团体了。张副司令在“双十二”事变前的一个月，即有意把同志会转变过来，使同志会与李天才、王回波等各派共同造成东北军的统一的团体。当时我主张党立刻的领导这一转变，可惜东工委内个别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主张，不积极的领导这一转变。结果，这个统一的组织未能形成。虽是“双十二”之后，党在中央指示之后，曾为统一左派同志会及高级带兵官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因为没有整个的计划，没有一致的动员，结果仍然不能消灭其内在之矛盾，没有及时的把左派的组织转变为东北军统一的组织。这是这次一切损失的祸根。

　　第二个教训，便是我们对于左派的错误的观念与行动没有采取公开的批判与斗争。左派领袖中有应德田、孙革新即孙铭九。辈，反对和平方针，坚决主张内战，站在小团体的个人的利益上，阻碍东北军内部的统一，在群众面前反对甚至于辱骂我们党的主张。对于他们这种罪恶的行为，虽是代表团同志进行了许多说服与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与斗争仅是限于上层。东北军中的党以及整个西安应当公开的批评他们，争取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用群众的力量使他们改正错误，并防止他们的盲动政策。那时，我们党并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得党的政治面目和极左派的政治面目，多少的混淆起来，使得极左派在反革命托洛斯基派的欺骗之下，依然能够影响一部分群众，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使我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第三个教训，便是党的宣传不能适应当时变化的情势。虽说绝大多数的刊物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影响之下，但是许多报纸的言论每每不能依照党的方针。例如，《西京民报》在它的评论上始终没有把亲日派与南京政府分别开来。我们的宣传没有能够依照时局的变化来及时改新的内容新的口号，特别表现在接受甲案，决定退兵并退出西安之后，党在宣传上根本没有新的解释，只是一再重复原则的解释，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那时一般群众都迫切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作这种重大的让步？同时，时局极端迅速的变化，东北军部队驻防区域又是异常分散，在每一个变化之前，每个群众与党员都迫切需要了解党的主张。但是，我们党并没有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关报纸有他们迅速灵便的发行网，使得党在每一个新的变化之前，把党的主张传达下去。所以，往往使得党员与群众处在新的变化前，莫名其妙，无所适从。

　　第四个教训，东北军在组织上的弱点给予了党在事变中领导作用以很大的困难。党的组织，一方面在带兵官中的基础太弱，因此不容易完全的把握事变；另一方面，由于党员干部的成分差，因此表现出许多散漫性与无纪律性。个别的领导同志政治上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一方面同意党的路线与指示，另一方面却参加极左派违反党的意志的行动。在党内的生活上，不能站在民族的与党的利益上，却每每有意无意的站在他所接近的某一派、某一小集团的利益上来决定党的策略。结果，必然的要做这种小集团的尾巴。

　　最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以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配合上也不适当。东工委工作上下层没有严格的划分开来，因此影响到党的组织的秘密，同时也影响了下层工作的动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上下层没有配合，上层许多情形，下层根本不了解，因此影响到东工委对于全盘情况的了解，使工委在决定它的策略上（例如对同志会）及其他宣传纲领上感到许多困难。

　　总之，东北军中的党，虽是一般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路线、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些收获，但是执行得异常不够，并且表现出许多弱点与错误。这是由于工委会个别领导同志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异常不够，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固执宗派的成见，不能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得东北军内部统一战线不能迅速的建立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左派以及其他的小集团的违反统一战线的行为与思想，没有能用足够的努力去纠正与批评，多少带一些温情主义。这是东北军在“双十二”事变活动中的主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