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八：河南省委、中原局和豫鄂挺进纵队（上）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随后，我又参加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会上争论很激烈，我没有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会议结论，毛主席、张闻天、朱德到会，刘少奇、彭真、高文华和我列席。张闻天谈了他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的结论，对过去白区工作路线基本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接着是我发言，我主要谈了河北党在1933年大破坏，以后的省委对过去的做法有若干修改，组织有些恢复和发展，工作也有点进展。我发言后，朱老总发言，他认为全国白区几乎全部破坏完了，但河北尚保存几千党员，因此不能说河北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会上未发言。会后两天，少奇同志到我住处，说他不回华北了，要我回去。我对他说，我已接受了组织河南省委的工作，不能去华北。

　　当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四个组织交给了我。

　　第一是皖北特委，十年内战时，他们坚持下来了，保存有60个党员。书记是刘文，另有曹云露、张如萍、孙仲德，他们四人那时都到了延安。这个组织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将刘文带走参加河南省委，将曹云露、张如萍留在延安学习，1938年1月，中央派他们回皖北，到开封见过我。那时长江局已建立，我叫他们回皖北准备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以后到武汉找长江局，并把他们的关系介绍给长江局了。

　　第二是苏鲁边特委。他们在内战时期也坚持了下来，保存有200党员。书记是郭子化，那时也来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为了审查这个组织并帮助他们工作，我们派刘文同志为省委代表到苏鲁边特委工作，他有肺病，坚持工作了三个多月就病倒了，以后到延安疗养无效，牺牲了。在台儿庄会战以后和徐州会战以前，因为山东省委已建立，陇海路又很快要被切断，所以把这个特委划山东省委去领导了。

　　第三是豫鄂边省委。保存有60个党员，并建立了一支60人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有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1937年春，他们派了游击队长周骏鸣到北方局请示。因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有同志曾提出为了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支武装应当解散。他们不同意，又派周骏鸣找到中央，中央遂将这个关系交给了我。

　　我在延安研究了周骏鸣关于鄂豫边的报告，认为这是在中原实行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最好的依托。由于它红旗打出不久，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它是统战对象，而且那地方土匪很多，是确山、泌阳、桐柏三县三不管的地方，只要斗争方式正确，它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大大发展；不但不会影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可以成为在中原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所以，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指示，要他们根据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抗日武装。这个指示信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后，由周骏鸣同志带回执行（信上还要他们把豫鄂边省委改为豫南特委，受河南省委领导）。后来，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并由恩来同志与蒋介石谈判，编为新四军第8团队，周骏鸣任团长，林凯任政委，开到大别山区，时间大概在1938年初。这支武装后来成为新四军2师一个旅的基础。

　　第四是河南工作委员会。内战时，河南党遭到多次破坏，组织已完全搞垮，在中央交给我时，还有党员70人，刘子久是书记。工委会的主力在洛阳，是吴芝圃利用中学教师在教育界发展的，大多数是洛阳偃师一带的教员和学生。其次，是沈东平、郭晓棠以许昌的县立师范和灞陵中学为中心发展的教员和学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在西华县和地方势力胡晓初等人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因此，我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准备抗日的据点。

　　我是在7月下旬离开延安的。行前一天晚上，我去见毛主席。主席对我说：“关于形势和任务，你都听了报告了，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这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极有远见的战略思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逐步形成了我在河南工作整个时期的指导思想。

　　为搞清河南工委组织情况，我离开延安后先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办了个训练班，召河南的一些同志来受训。记得来过的有栗在山、杜青等同志。我一面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一面向他们了解河南党的一些情况。由于训练班只我一人负责，所以只能作些初步的了解。在那里，我和抗大的东北籍女学员苏菲结了婚，并与她一起前往河南。

　　1937年9月初，我经洛阳到开封，不久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省委。委员有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刘文、郭子化、林凯不久离开河南），以后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省委的分工是彭雪枫做军事部长，林凯（后是陈少敏）做组织部长，刘文做苏鲁边省委代表，刘子久做省委宣传部长，吴芝圃做豫西特委书记，郭一青做豫西南特委书记，王国华做豫南特委书记，张维桢做豫中地委书记，沈东平负责西华豫东特委。豫北特委书记原为张海峰（后改名张萃中，解放后是辽宁大学副校长），1938年二三月间划归北方局领导。豫东南地委书记原为苗勃然，后来是一个名叫小舟的同志，姓记不清了。

　　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70人，到1938年底发展为1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那时，范文澜、王阑西、嵇文甫等同志和民主人士在开封合办了一个《风雨》周刊，每期发行3000至5000份，颇有一些影响。我们便让王阑西代理省委宣传部长，把《风雨》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范文澜等人还在河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我们派了刘子久同志去做教官。省委妇女部利用扶轮学校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我们派了危拱之去领导，哪里工作打不开，就派孩子剧团去。党的组织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工作团和光明剧团，到各县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总之，用一切办法发动群众，为游击战争做准备。

　　其次，省委抓了建立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省委筹备成立时，我们就反对取消内战时创立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并充分利用了它，发展了它。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就驻在确山竹沟，办教导队，扩大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人，后被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8团队，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同时在竹沟设立了8团队的留守处，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支点。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等从竹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县，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武装会师，挺进豫皖苏敌后，发展为新四军第4师。

　　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徐州会战后，恩来同志转来中央指示，要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运动，准备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我亲自沿平汉、陇海路到开封、郑州、许昌、信阳作了布置。在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号召下，各地党组织都做了准备，但因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口，敌人被阻黄河以东，河南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沦陷，仅豫东几个县和信阳二个区被敌人占领。在豫东，吴芝圃同志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信阳两个区则发动了2000人的武装。经过是这样的：省委在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的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所以，我派了危拱之同志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在我党的建议下，组织了2000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又派了刘子厚同志前去组织县委，帮助领导这方面工作并准备建立根据地。两区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和省委又先后派了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些武装前去，帮助训练和领导这支队伍，使它成为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分的基础。后来，国民党命令李德纯部队撤回，遭到李的拒绝，国民党即通缉李德纯并准备进攻。我们分析这支武装如仍打李德纯旗号，国民党可以利用违抗“国府命令”的罪名加以打击，因此，我找李商议，要他暂时到新四军总部回避一下，利用机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他同意了，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因他表现很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替他起了个化名叫朱毅，派武装护送他去总部。以后，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当时，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最好的要算西华县。省委一成立，省委委员沈东平同志即利用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的统战关系，派王其梅同志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后来，发现西华县长楚博是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同志的姐夫，所以派了张做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3000人，枪支齐全。彭雪枫同志由竹沟去敌后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先派了两个营，后来全部3000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批训练班。后来，楚博被国民党逮捕，临难表现很好。胡晓初到敌后被彭雪枫撤销了工作，旋被国民党逮捕，临难亦表现很好。沈东平同志则在敌后和日寇作战阵亡，他的死，对豫东党特别是对西华县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省委抓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1937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1938年5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在河南省委党校，我担任统一战线教员，把抗战力量分为左、中、右，强调必须壮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力量，打击日寇和投降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讲的，根本没有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因见长江局的《新华日报》很少谈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我在该报上写了一篇《论准备与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我那时用的名字除朱理治外，还有李迅和煌岗），号召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此文发表于1938年8月间。在六中全会上，我紧接着王明的发言，根据中原的情况，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些都说明，当时河南省委是拥护中央路线的，并没有执行王明路线。但在六中全会以前，省委没有向长江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