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五：河北省委期间
辛亥革命网 2017-05-25 09:0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我随上海中央局的交通于1934年4月乘海轮到天津。那时，河北省委机关因在1933年遭受大破坏，已经搬到了天津。我到天津后，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先后和我谈话，决定我做省委组织部长。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张立森（又名张大个子），省委秘书处长是他的爱人梁明。
在我来河北之前，上海中央局就已作出了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议。我来后得知，李铁夫是个朝鲜人，过去在河北省委当过宣传部长，1933年河北党遭受破坏时被捕，很快又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反对当时的路线。孟用潜恢复了他办的一个工人刊物《实话报》，并赞成他的文章。但孔原对他的出狱表示怀疑，并认为他的文章宣传取消主义观点，所以也写了3万字的文章，登在省委刊物《火线》上，批驳他。上海中央局得到孔原的报告后，作出“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定”，号召河北党起来反对“李铁夫路线”。我当时并没有看过李铁夫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只是盲目地相信中央的路线是“国际路线”，认为反对中央的路线就是错误的，因此积极帮助孔原开展了这场斗争。现在看，李铁夫路线是对的，倒是我执行了中央的错误路线。那时，由于中央总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党内斗争方式也有错误，往往把可疑的问题和思想问题搅在一起，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反面意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当时，省委作出了拥护上海中央局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定的决议，并批评了孟用潜，分配他到冀南做地委书记。孟用潜没有去冀南，而是给省委留了个条子就不知去向了。后来，张立森、梁明拿了省委的经费也不辞而别。于是，省委决定开除他们三个人的党籍。孟走后，组织上决定我代理省委书记，调林楠做秘书长。林于1934年7月间到上海工作（解放后林在山西一个工厂里当厂长），我们又从华北工会办事处调来王林作秘书长，他一直工作到1936年才离开（解放后，王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那时工会办事处主任是罗根，军委书记是柯庆施，宣传部长先是李华生，以后李葆华做过很短一段就调到冀东去了。省委办的刊物除了《火线》外，还有一个外围的统战刊物，是吉鸿昌出的钱，由陈伯达当主编。记得孔原曾对我说过，陈在莫斯科有托派嫌疑。当时省委有个文件，提到他是机会主义，可能与此有关。
1934年10月间，高文华由上海调到河北任省委书记，我改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个期间，省委机关比较稳定，除了一个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在1935年1月被捕外（此人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一个哈尔滨的工人，名字记不清了），没有遭到什么破坏。由于我和高文华都经历过上海的惨酷环境，在斗争中摸索出一些保护组织免遭破坏的经验，孔原经过河北党的大破坏后也得到了很多教训。所以，我们三个想了一些防止敌人破坏的办法。比如，不开三人以上的会议，领导和领导机关不与下面组织发生直接联系，巩固支部等等。那时，都是孔原、高文华和我三人在一起开会，然后再分头找人开会，与各地联系，也是由省委派出巡视员。有一次，孔原住的机关出了事，一时找不到住处，便和他爱人张月霞带孩子搬到了我住的机关。那时，为了安全，经常要搬家，可由于张月霞送孩子回老家，我们等了她半个月才搬。有一天，孔原接到张的来信后突然对我说：张出事了。于是，急忙分头找房子搬家。由于我们警惕性比较高，采取了一些办法，所以在我离开河北之前，组织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破坏，相反还有所恢复和发展。记得我去时，天津市有几个党员，北平市没有党员，到我走时，北平已恢复了9个党员，冀南、冀中、保属、津南、京东的关系也逐渐接上了，大约总共有党员4000余人。
我从1935年2月之后，用了三个月时间为省委起草了一个名为《华北形势与革命任务的决议》（我在河北的化名是王刚和黄岗）。这个决议虽然从总体上没有跳出王明“左”的路线的框框，但也有两点与当时中央的提法不同。一是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汉奸、王爷侵略中国，民族矛盾很尖锐，分析华北可能发生巨大事变，提出华北民族资产阶级已部分转向革命方面，我们不只要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而且在冀东可以和地方开明士绅建立统一战线。二是鉴于过去华北各地暴动很多，搞起来后目标很大，又原地不动，结果被动挨打，都丢失了，所以提出不要再搞暴动了，可搞游击战争。这个决议被省委通过后，我就离开河北去陕北了。
我在江苏团省委时，与省委的秘密交通季瑶琴结婚，她是季焕麟的侄女。我调到河北时，她也一起来了。我离开河北时，她正怀孕，留在河北。后来，听说她生完孩子不久就病死了。她去世前，把刚生的女儿托给省委的一个交通员带回老家。解放后，听那位交通员说，孩子在路上丢了，再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