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四：在上海找党及“社研”、团中央与团江苏省委

　　出狱后，我经过狱中一位扬州籍的同志介绍，到上海法租界艺术专科学校找他的同乡同志（名字记不清了），托他转信给江苏省委。隔了七八天，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位姓徐的干事（徐州一带人，高个子）找我谈话，问我有何困难和要求。那时，我已经过狱中同难王滋九介绍，在吴淞镇吴淞书店帮助工作（王滋九出狱后消极了，在上海编写小学教科书，这个书店是他的苏州老乡合资开办的，专卖社会科学书籍），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所以只向他提出，要点党内路线政策的文件看看。隔了几天，他给了我两期党内刊物，并约定一星期后，有人到吴淞书店找我。

　　这时，我哥哥来上海找我，说我母亲快疯了。因为这年1月间在我刑期满时，他曾来苏州看守所接我回家，因我刑期延长，没有接成。4月初，他又来苏州看守所接我，我们一起到了上海，但我因要找组织，就让我哥哥先回去了。因此，母亲认为我必定是死了，家里人在骗她。哥哥无奈，只得又来上海，定要我回家看一下母亲。这时距离和组织接头的时间，还有几天，我即回家看了一下母亲，在家住了三天。父亲要我去南京上大学，我没有听，第四天回到上海。

　　我到上海后，搭了小火车回吴淞镇。在火车经过吴淞镇时，经车窗口看到吴淞书店9点钟尚未开门，引起了我的怀疑，随即到附近的同济大学找中学时的两个同学刘定中和程毓淮（他们散步时常到书店来找我）。他们告我，我走之后，书店被查封。我又到王滋九家，他把书店被抄经过告诉了我，说书店被抄时，在我床底下搜出了秘密刊物，店员供是我的。于是，公安局领着店员和认识我的老板在马路上到处找我。我怕在他家碰到老板，当即离去，到艺专找那位扬州同志。因未碰上，并听有同学说已好几天不见他了，疑他也出了事。为了避风，我只好逃到了南京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中南通第七中学的老同学很多，我想经过他们中的党员同志找组织，同时想在中山大学看点理论书籍。我先找到窦昌熙，经过了解，知道他刚出狱，意志消沉，和组织没有关系。后来打听到小同乡曹玉麟是个党员，经过他的关系，找了一个如皋籍的同志，由他给组织转了信。后得到通知，约我在6月底7月初的某日晚9点在中山大学宿舍二楼找中山大学姓王的学生接头。我按时去找他，见他的房间没开电灯，便没进去。事后打听，知道这人已被捕。我随即离开南京，又回到上海继续找党。

　　到了上海，经过南京的一个在电台工作的中学同学介绍，认识了无线电台报务员季焕麟，又碰到在米店工作的狱中同难顾福生，由他们帮助解决住宿。后来，在马路上碰到了我在北京西郊区委见过，在苏州监狱也见过的一位原北平农科大学的同志，托他捎了一封信给省委。很快，省委派来个干事和我谈话，我向他说了出狱后的情况，提出想搞点文字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隔了10天，组织通知我编入法租界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我的小组中有几个台湾学生同志。就在这时，我认识了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负责人王学文，并经他托张庆孚介绍我在闸北区安庆中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化名王志，每周教6个课时英文，月薪20元。8月底，我的组织关系由法南区委把关系转到闸北区委，同原在安庆中学的两个同志合编一个支部。11月，安庆中学发生反对校长的斗争，闸北区委召开会议讨论这次学潮。我在会上发了言，提出安庆中学当时分三派，一派是校长即国民党，一派是改组派，一派是我们，如我们联合改组派斗国民党校长，则可胜利。区委没有同意这个意见，结果国民党和改组派联合起来，我们被孤立。国民党派人将安徽会馆（安庆中学所在地）的前后门封闭起来，准备后半夜抓我们。左派学生事先向我们报了信，我和另一个教员同志当晚越墙逃走了。以后，我又化名达祖（从狱中出来后，我改名朱理治，化名大朱），在沪西区的正风中学教了一段数学，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早在这一年的八九月份，我为了多读些书，搞清楚一些理论、路线、政策方面的问题，在王学文及“社联”同志的帮助下，同蔡德甫、王伯达、刘芝明及邓初民的女儿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当时的研究会会员还有郑思群、汪道涵。研究会的会长、党组书记开始是蔡德甫，后来是我，我于1931年六七月离开后是曹荻秋。“社研”受中央文委领导，冯乃超、林伯修等人代表中央文委出席过我们的党组会。1931年初，我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书记是朱竞（镜）我，组员有柯伯年、柳岛生、林伯修、彭康和我，我即代表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领导“社研”党组。那时，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的是华岗。“社研”在上海各大学及无线电台等处还建立了分会，规定每星期各分会开一次会，讨论社会科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曾先后下发近十个提纲，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等。至1931年6月底之前，“社研”会员达到40多人。

　　1931年7月间，团中央调我去担任宣传部秘书。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是凯丰，宣传部长为一个广东人，他在八九月间被捕后，由袁炳辉代理宣传部长。我除了做宣传部本身的工作，如起草传单，还兼做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并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社研”党组会议和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会召开了上海各团体会议，讨论支援东北军等事宜。我们连夜动员几十名“社研”会员，每两人代表一个民众团体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简称“民反”），选举结果我们取得了领导权。江苏省委派了孔原（也可能是杨尚昆）去领导其核心组织，我代表团中央参加。

　　当时党团在福建都没有省委组织，只有厦门中心市委和福建中心市委。厦门中心市委是一个台湾青年，名字记不清，方毅大概是委员，我去过他家。曾志也是委员，担任妇女部长。我通过她和市委书记王海萍布置反日工作，很快行动起来。以后，我去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团市委书记是叶飞。1932年2月底3月初，我回到上海，那时“民反”已被租界当局查封，上海沪西纱厂罢工陷入僵局，派我去帮助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参与整顿了奄奄一息的中大“学联”。四五月间又派我去过一次厦门，一面送一些干部去中央苏区，一面巡视。

　　我在1931年7月调到团中央工作后，在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里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会员中，发展了季焕麟、陈国栋、阿陆等人入团，并建立了一个团的支部。团中央指示，这个支部是带战略性的，决定由我单线领导。以后，这个支部的团员发展到37人，其中有发报员、信差、事务员。中央苏区要报务员，我们送去岳夏等两人（岳夏后来在中央军委通讯部工作）。支部书记原为季焕麟，以后由陈国栋接替。我到团省委时，仍由我单线领导。这个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堡垒，曾利用无线电通讯的便利条件，胜利地发动了一场全国邮电系统的加薪斗争。

　　1932年7月，我调任江苏团省委组织部长。当时团省委书记是孙际明，宣传部长是小朱（即赵克让），秘书长是王履冰。孙际明和王履冰1932年底先后在上海被捕，由我担任书记，宣传部长仍是小朱。以后小朱调到团中央去了，由郑思群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胡南生，1933年春夏间被捕。秘书长先是乔魁贤，不久被捕，后是李一萍，直到我1934年3月离开，仍是他的秘书长。

　　那时，中央提出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我热烈执行。第一次号召时，党员由700人发展到3000人，团员由400人发展到2000人。不久，党团组织均遭受到破坏。但事后又进行第二次号召（“一二八”号召），党团员人数又有发展，不久又遭破坏。1932年底，团中央遭大破坏，胡均鹤、胡大海、袁炳辉先后被捕叛变。当时幸有中央特科在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有情报人员，才使上海一些党的机关免遭破坏。因为，国民党怕帝国主义，他们如果要在租界破坏我们的机关或捕人，都要事先报告租界当局并经租界当局批准，故使我们的情报人员大都可在事先得到情报，如送的及时，即可使有关的同志得以逃避。就在那些叛徒被捕叛变的几天，团中央书记何凯丰和他的爱人廖世光接连几夜到我住处送警报。那时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的，我知道的有王世英同志。

　　经过这两次破坏以后，我感到这种靠运动发展党团员的办法是错误的，便集中力量巩固团的组织。上海美亚钢厂的罢工和国际无线电台的罢工，可以说都是在个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34年2月，团中央认为我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撤销了我团省委书记之职，由小陈（即陈伯伟）接替我的工作。听说此人后来被捕叛变了。

　　同年3月，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我去河北省委工作，一位姓李的同志（估计是李竹声）和我谈的话。他说河北发生了李铁夫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是坚决反对的，但河北省委中有人赞成，因此要我去帮助孔原。不久，中央局一位姓李的交通带我去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