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三：在南京、苏州监狱始末

　　1928年5月初，我到达上海，在同济大学找到了崔宗培，但他和党及革命团体都没有关系，无法经过他找到党。我当时在上海没有其他关系，而我老家离上海只有一江之隔，不用一天路程，所以决定先回家乡，一面找党，一面工作。当时彭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上海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人写的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打算回家乡后，学彭湃同志，搞农民运动。

　　回家后，我搬到余西市公立小学住。那里有十多名教员和几百名小学生，经过一个月的宣传工作，发展了徐纪慎、方宝琛等几名党员，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支部。这时教员中有个叫马绍奇的人报告说，市南乡的农民反对我族叔朱溥泉在那里建筑水坝。我们决定支持领导这个斗争，由马绍奇出面，我在他家中指挥，发动万余农民到镇上示威。当时，最要紧的是立即设法找到县委，听徐纪慎说，小同乡马尔聪在南通师范，是个党员，县委就设在师范里，我决定立即去城里找他。正在这时，徐纪慎、方宝琛告诉我，国民党党部派了个干事，来余西考试登记国民党员，据说还是个左派，考试的题目他们已经得到，并有一份答案。我看了这份答案，觉得是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徐、方二同志说，县党部现在还掌握在左派手里，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员，问我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我考虑，假使拒绝登记，区分部势必为右派所掌握，这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和发动游击战争（那时听说南通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都很不利。因此，我根据原先在北京的经验，决定发动党员和左派群众一起参加登记，夺取区分部的领导权。但是，因为布置不周密，所有党员和左派群众的考试答卷基本上都抄了事先得到的那一份答案，结果引起了那位干事的怀疑。而这份答案的底稿和考试题又凑巧被他在我住的公立小学的床褥下发现了。他回到城里向县党部作了报告，而这时的县党部已在一个月前被改组，右派掌握了领导。

　　与此同时，我为了与南通县委接上关系，也从余西到了县城，并在一家旅馆以朱铭勋之名开了房间。晚上8点，我从外面回旅馆，快到旅馆时，见清华大学右派同学袁瀚青和那个党部干事正进旅馆，我躲在暗处，见他们没五分钟就出来了，因此产生了怀疑。当晚我未回原旅馆，在别的旅馆里住了一夜。因为想摸清情况，我便一早到袁瀚青家，见面后，两人争执激烈。我急忙离开他家，赶到先开的旅馆，想取出行李就走。但这时，县党部已派人在门外等候我。把我带到县党部后，他们问为什么在我床下发现考试题目，为什么好多答案都相同。我说，我是在学校教室里安置的床，那里谁都可以去，不知道是谁把试题放在那里的，考试答案，我答的是我的，其他人如何答我不知道。

　　当时的南通县县长名叫施述之，此人解放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和我堂叔朱溥泉很要好，沾亲带故。县财政科长季如蔚也是我的亲戚。朱溥泉不在城里，知道我被捕后，即通过当局向县党部要人。县党部把我交给县模范监狱看押后，告诉县政府，有人指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放。不到三天，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来电，控告我是“北方共产党有力分子”，南通和上海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一条重要消息发表出来。经过各方营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电报说：“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骛外，望即释放”。袁瀚青也否认是他报告的，表示不能出来作证。由于有县长那层关系，县政府把我从监狱移到了看守所，单独一个房间，家属可以来看；县政府并专电北平特别市党部，要具体证据。

　　我被捕后，徐纪慎赶到城里找到了县委。县委派了顾民元和一个青年团负责人到看守所来看我。顾说他们正在消灭叛徒，不久前已经消灭了一个，问是否也把袁瀚青消灭掉。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一来，袁不是党员，算不上叛徒，他在南通也不知道其他党员；二来，这样做，很费事；三来，于案件没有补助。

　　当我知道了县委关系后，曾发过信给清华的崔宗培，要他来我家，想替他也接上组织关系，将来好由他或我回北平恢复组织。他接信后，来到我家，而这时我已被捕，他于是折回到上海。后来，我哥哥叫他来南通商量如何营救我。他到看守所看了我，我怕再把他牵累进去，叫他立即离开了南通。

　　隔了两个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电报，列举了我4条罪状，县政府开了一庭，只问了我几句话，就把我解送到南京最高法院特种法庭。我的一个和我父亲感情很好的堂叔叫朱伯辉，亲自送我到了南京。朱溥泉这时得知我在幕后发动农民反对他，气愤地说：我给他钱念书，他倒反起我来了。从此，我们断绝了关系。

　　大约在9月初，我被押解到南京最高法庭，寄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到江宁不久，特种法庭即开庭，由检察官提出起诉书，根据是北平特别市党部提出的所谓四点证据。我当即否认，并立即写了一份上诉书予以申辩。不久，特种法庭作出判决，说“虽该被告人坚不承认有上述情事，实不容任其狡辩”。因此，据北平特别市党部提出的证据，判处了我四年有期徒刑。

　　所谓四点证据，是清华右派刘信芳（蒋介石派部队占领了北平后，他参加了北平特别市党部的领导机关工作）编造出来的。其中第一条倒是有点根据，就是说我“去夏曾在共党组织之北京西郊第十七区负责活动”。这是指1927年夏，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争夺国民党西郊十七区分部领导权说的。第二条“该犯同学共产党朱定山在本会自首时报告有朱系共产党员的供词”。我记忆里，清华支部没有朱定山这个人，是否是捏造的，搞不清。第三条说“本党忠实同志刘信芳、李泰华报告谓朱系共产党员，并谓共产党秘密开会时，有人见伊到席”。第四条说“去年俄国使馆抄出之共党文件有朱为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之记载”。这一条露出了破绽，因为，俄国大使馆被抄时，我还没有根据党的命令加入国民党，更不会是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所以，我立即写信给清华支部冯仲云，托他们替我查对俄国大使馆文件。不久，冯仲云把俄国大使馆抄出的文件汇编铅印本寄了来，查出其中真没有我的名字。我于是亲笔写了一个上诉书，集中力量攻击北平特别市党部凭空捏造的“证据”，说他们陷害好人，四条证据中连俄国使馆的文件都可以捏造，其他三条更可想而知了；还批判最高法院特种法庭竟不加调查，根据这些捏造的证据，乱判人罪。

　　我被判四年徒刑之后，堂叔朱伯辉资助我父亲400元钱，通过南京中大法律系一个学生，聘请该校教授、律师章世炎做我的辩护律师。我托他将我起草的上诉书，提交司法行政院。后因国民党决定撤销特种法庭，所有上诉司法行政院案件一律转交南京高等法院复审，加上北京原法院帮助调查的复文未到，这个案件就拖下去了。

　　那时，大革命刚失败不久，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里关押的三四百个犯人成分很杂，有被捕的共产党员，有秋收暴动时江苏省境内长江两岸好多县的暴动农民，有国民党左派，有大革命时代被逮捕的部分土豪劣绅，还有一部分普通刑事犯。我刚去时，生活很坏，成天被关在“号子”里。每一个号子不到一方丈，挤着14个犯人，臭气冲人。我便联络了同号子的南通县委组织部长袁锡龄，其他号子的党员韩铁心、江阴臣、王滋九等几个同志，成立了个临时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袁锡龄担任组织部长。并以此为核心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同难会”，把比较好的难友组织了起来。我们首先发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由争取每天放风10分钟，使难友们能够在衙堂里散步，到争取每半天放风，直至争取到全天放风。后来监狱当局发动反攻，取消了放风待遇，并打了我们一个难友，我们即发动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看守所里还有两位左派律师，我们遂扬言已经抓住了监狱当局贪污受贿的证据，要告发监狱当局。当时，南京各报发布了我们绝食的消息，新闻记者也来采访，监狱当时害怕他们的丑事暴露，于是屈服了，答应我们的要求。以后，我们竟能成天到天井里晒太阳，甚至可以到女看守所里托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我和丁竹华、芦兢如（解放后，丁在中南海幼儿园当园长，芦在东北专家局当局长）就是这样认识的。

　　我们的支部绝对秘密，在南京时只有六七个党员。袁锡龄、韩铁心二同志释放后，前者又一次被捕，在苏州反省院被枪杀；后者到如皋县参加了红十四军的队伍，在战场上牺牲了。

　　取得了放风自由后，我们又集合难友中的同志学唱革命歌曲，并领导贫苦难友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逼土豪劣绅倒马桶，如不愿意，就要他们拿出许多钱来帮助贫苦的难友。

　　当时，看守所里有三个俄国人。一个是“赤俄”，据他私下和我讲，他是第三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他和列宁家还有点亲戚关系。这个人表现很好，国际歌就是他用俄文教给我们的。另外两个是白俄，一个是工程师，懂些英文，一个是流氓。我在监狱里跟那位俄国同志学了一些俄文，看了些杂志，此外的时间，就忙于“同难会”的工作和领导狱中的斗争。

　　特种法庭结束是在1929年春夏之交，我们一批难友由南京转到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这里更是黑暗，号子里还是“龙头”统治着，每个犯人都得向他孝敬。我们去后，也是先争取放风的自由，难友们都熟悉了南京看守所那套斗争方法，不久也就争取到了放风，并可到天井晒太阳。同时，我们把“龙头”也给打倒了。为了帮助难友们解决打官司写状子的困难，还由“同难会”发起组织了一个法律研究会，把律师和有些文化能写状子的同难十多人组织起来，由我任会长，有个刑事犯叫王治平的主要负责。通过募捐，我们买了近百份状纸，用来替同难写状子，不仅分文不取，连状子纸也不要钱。过去请人写状子至少要20元现大洋，单一张状纸就要六毛钱，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因此，这件事很受难友的欢迎。我们在这些斗争中还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因为苏州看守所很大，有“工字监”，有“十字监”，距离很远，所以成立了一个特别支委会，由我和江阴臣负责；十字监另成立一个分支，由沈廷桢负责。沈在“文化大革命”前据说任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校长，江阴臣则下落不明。

　　1929年12月，苏州高等法院开庭，因为没有找到我是共产党员的确实证据，改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以我“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名，改判徒刑一年两个月，判决前坐牢的日期可以两天折为一天。根据这个办法计算，我只要再坐一个月牢即可出狱。

　　就在这之后不久，上海有80多个难友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其中有上海市区委书记陈明和留苏学生周光亚等。陈明介绍赤色扶济会和江苏省委的代表来狱中接待室找我谈话，说新来的80个同难中有14个是党员，要求参加监狱党组织。我否认狱中有党组织，他们说，拒绝上级的决定是错误的。最后我说，我们和陈明、周光亚谈，你们有什么事也找陈明、周光亚。根据了解，这14个人确是党员，我们把他们接收了。不久，开了活动分子会，他们参加的有周光亚、陈明，还有个湖南青年；我们参加的有我和江阴臣、王治平（王是由我和江发展入党的）。陈、周发动突然袭击，说我们过去没有把斗争领导到更高阶段，提出要领导政治斗争，准备将来以苏州监狱为中心发动苏州的地方暴动。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江阴臣也反对，但王治平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结果他们反成了多数。特支改了组，由陈明担任书记，湖南青年担任组织部长，周光亚负责宣传。第二天，他们即发动同难把看守赶到两道铁门之外，宣布“占领了监狱”，由周光亚发表演讲，并带领同难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敌人以为我们真的要暴动，调动太湖水上警察架了手提机枪，包围了看守所，并爬上屋顶予以监视，用铁锤砸反锁铁门的铁锁。我因不同意他们这种行动，同时又有些病，没有积极参加。但看到如不立即谈判，实行妥协，可能会有不少同志被敌人加上“暴动”的罪名枪决。就在铁锁快被打断、群众见不好阻挡正往后退时，我冲上前去，提出双方举行谈判。我的话音未落，铁锁被打断了。反动派一个一个点名，抓去62人，我也被抓了去，沿途遭毒打，拉到办公室前钉了铁镣，绑在柱子上，以后被分别关押起来。过去争取到的狱中自由完全失掉，新的特支也没再见有什么活动。只是由于当时“十字监”流行伤寒症，我们成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在同难中募捐，为患病的人请医生。那位任特支组织部长的湖南青年因病死去；陈明出狱后在上海区委或江苏省委里工作，以后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受到处罚。周光亚出狱后做什么不知道，只是记得1932年见到党内通知上说，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光亚被捕叛变了。

　　闹监事件后，加判了我6个月刑期，按当时的法律，可以两罪合并执行，故实际多坐了3个月牢。1930年4月底或5月初，我终于出了苏州看守所，结束了狱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