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二：清华园入党和北京地下工作

　　1926年，我高中二年级结束后，由于成绩好，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选择的是经济系。那时，清华收费少，名声大，报考的人很多。我这一届报考的有4000多人，只录取80个，其中多数是贫苦人家子弟。因此，清华园内左派势力很大。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全国各个党派主张纷纭，斗争激烈，为了追求真理，大部分时间蹲在清华图书馆里，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派的主张，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国藩文集和家书……乱看一气，几乎翻遍了各党派的学说。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像物理、化学、数学那样有根有据，越看越感到茫无头绪。就在这一年冬天，与我同班又同宿舍的同学余冠英（他那时是个中共党员）看到我这种情况，对我说，他可以介绍两本社会科学的书给我看。还说，这个学说科学是科学，但实行起来却有危险，就怕我不敢干。我对他说，只要是科学，是真理，我就会为之奋斗到底的。他给我看的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蔡和森同志写的《社会发展史》。接着他又介绍我读了《共产主义ABC》。这些书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使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于是，我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奉献我的一生。1927年三四月间，我经余冠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补期为两个月。在此后的47年中，尽管我遭受过不少艰难、困苦，工作中也犯过错误，但我自信，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我入党后不久，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当时，北京和天津各报对他的死都有详细的报导，就连反动报刊的记者们，虽然对他信仰的共产主义表示反对，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伟大人格。据说，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党组织准备暴动把他抢出来，和他商议时，他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我党力量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就这样英勇地走上了绞架。新闻记者访问他的家属时，他夫人拿出了4块钱，这就是他家唯一的积蓄。

　　李大钊同志对北方党的影响特别大，这不仅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和陈独秀不一样。陈独秀的文章看起来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而李大钊同志的文章，虽然不像毛泽东的文章那样精确，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很大功绩的。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亲自培养下的党内团结、活泼、严肃的正派作风。那时，党内不只是没有社会上那种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风气，就连后来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形成的宗派主义、浮夸铺张的风气也没有。新党员入党后，即受到党章的教育，以及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的教育。每个党员每星期都要向5个群众作宣传，每星期党小组会上都要检查执行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议程虽有五六项，但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我们支部曾发动大家从图书馆借出《资本论》、《价格和利润》等书学习。记得毛主席曾说过，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生活比较活泼，有朝气。我在北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由于我在北方，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时都没有能读到，这是十分可惜的事。北方党学习虽然抓得紧，但对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却研究得不够。这与北方党的领导人没有毛主席那样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关，也与北方党缺少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实践有关。

　　“四一二”以后，我曾写过一张小字报，斥骂蒋介石投入到帝国主义怀抱，贴在饭堂前。6月底7月初，余冠英介绍了一位“上级”同志和我谈话，这个人就是现在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王达成。他是代表支部的，还是代表区委的说不清，我过去总是认为他是燕京大学的，大概是代表区委的。当时谈话内容今天尚能记得清楚，是说经过几个月考察，组织上认为我是纯洁的，诚恳的，但是太老实了。这个批评是针对我曾找过一个工人谈话，谈话不技巧，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而这个谈话对象是国民党右派。大概也是在6月份，共产国际中央决定让所有的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使之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市委将这个新的政策布置下来，清华支部也积极执行了。接着，清华园内召开了一二百人参加的国民党党员大会，左右两派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右派出马的是袁瀚青（也是南通人）、刘信芬，左派出马的有李景清、余冠英、冯仲云和我。还有一个人叫李兆瑞，也参加进去，他当时不是党员，抗战胜利后死去了。双方争夺中间派很厉害。

　　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和李大钊等十几个同志的牺牲，接着发生了马日事变和武汉政府的叛变，大革命走向失败，北方的白色恐怖也日逐加深。清华党支部书记朱莽（他可能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被捕自首叛变，接替他的留美部的雷仲名也消极了。8月份，支部书记的职务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支部中除了消极退党的，回家的，还剩下八九个党员。其中有崔宗培、冯仲云（冯是我发展入党的）、邢必信（邢是冯发展入党的）、魏明华、李乐光和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支部外围有四个最接近的群众，即徐学易、徐志培、赵葵、李兆瑞。

　　不久，蔡和森同志来北方，在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舍）宿舍楼三层顶篷上召开了北京市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做了4小时的报告，传达“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清算。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因为当时还是个新党员，理论水平不高，革命实践也很少，所以对报告理解得不太深刻。

　　九十月间，我被提拔到西郊区委做组织部长，由冯仲云接替我的清华支部书记。不久，区委书记许锡仁调到市委，我又做了西郊区委书记。当时西郊区委下面有清华、燕京、农大、慈幼院、平民学校、海淀农民等几个支部。燕京大学的唐天石同志做区委组织部长，农大的汤应时做区委宣传部长。

　　这时，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条错误路线下，北方局命令北京举行毫无胜利把握的暴动，并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自组织，任命我当西郊区委暴动大队长。当时北方根本没有革命形势，西郊区党的力量虽然大些，有400多党员，但大多数是学生，不知道拿什么去暴动。我曾问过领导，领导告诉我，这次暴动的主力军是四大铁路的工人。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临时抱佛脚，积极组织党员做郊区农民的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太短，我们经验也少，所以成效不大。当时我想，假使暴动真的发动起来，只有把西郊区的党团员和可发展的国民党左派组成300多人队伍参加。不久，即听到传达说，城里暴动指挥部因来往人多，被发现了，因王荷波10月被捕，北方局和市委相继被破坏，北京的暴动也就这样流了产。

　　市委破坏之后，城里的几个区委也破坏了，只有西郊区委没有遭到破坏。大约在1928年1月间，市委职工部长和城里几个区委的书记、委员等8个人来到清华找我。因校部有党员，我就把他们安排在校部的客房。大家经过研究，一致认为首先要建立临时的市委领导机关，取名为“北京临时工作委员会”，并推举我当工委书记。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一年党龄的党员，怎能担负得起这么大的任务呢？所以急于找上级领导。城里区委一个同志说，他在天津有个关系，可以经过那个关系找到顺直省委。刚巧，那时我接到家里寄来的80元钱，除了应付工委开销外，拿了20元作路费，派汤应时去天津找到了顺直省委。省委遂派秘书长张明远来到北京组织新市委。

　　由于我在燕京大学参加西郊区委会议时发现有人在路上注视我，引起了我的警觉，加上市职工部长告诉我，热河有一支土匪队伍里有我们的关系，因此当张明远召集会议，宣布成立新市委并进行选举时，有人提我做候选人，我即提出打算去热河做土匪工作。选举结果，我为市委候补委员。随后，我在清华等待关系去热河，没有参与新市委的组织工作。

　　隔了半个月，接替我担任西郊区委书记的唐天石来清华传达新市委决定，说我已被补为市委正式委员，不再去热河了，要我代表市委参加当天上午的西郊区委会议。根据市委的命令，我随唐天石到海淀区委机关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结束，临走，区委托我带了些宣传品和文件给清华支部。当我离开区委机关只五六步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人叫喊“朱先生”。我回头看到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和唐天石向我走来。我稍停一会，发现唐天石面色发青，两个穿灰色衣服的“工人”态度也异常。等他们接近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叫唤什么，我不姓朱。”工人模样的人说：“平民学校校长请你，你一定要去”。这时我完全清楚了。原来，海淀有个平民学校，校长夫妇、子女都是党员，以前由叛徒许锡仁领导，我估计，这时学校已被许锡仁所破坏，大概他正在那里坐镇要找区委和我。我看那两个侦缉队员身材短小，像是抽鸦片的，而我在学校是个较好的运动员并会摔跤，深信我和唐天石两人共同对付他们是有余力的，便说：“我不姓朱，你们要干什么？”说完，将手插在衣袋里装作有手枪的样子。侦缉队员感到突然，说：“你拿什么？”我面对唐天石说：“他们是土匪，我们一齐揍。”可唐天石呆若木鸡，一动不动。我无法，只有跳上田埂向清华方向奔跑。这时，前面路上有些农民走来，侦缉队员叫“抓共产党”，我也叫“后面是土匪”，这些农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学校练过长跑，拿过名次，他们追不上我。我一口气跑回了清华，体育老师马约翰见到我问：“你从哪里来呀？”我说：“练长跑去了。”那时，清华有独立的保卫系统，当局不能随便抓人，所以我回到清华，他们一时拿我也没有办法。第二天，北京报纸上登了段消息，说昨天海淀捉拿两个共产党员，其中一名逃跑。隔一两天，报上又登出了新北京市委和西郊区委都被破坏的消息。

　　回清华后，我和冯仲云等同志商议，暂时在其他同志处隐蔽几天。因我没有参加新市委工作，不知道城里的关系，希望能有没被捕的人来找我们，结果没有一个人来。隔了几天，党支部通知我，校部传出话来，要抓一个姓朱的。清华再也不能呆了，顺直省委和我又没有关系，因此想到上海经过崔宗培的关系去找党。崔宗培原是和我在清华一个支部的，调到市委做秘书，1927年12月和市委其他人一起被捕，由于他的哥哥在东北做事，托人请张学良保了出来，转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我们当时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到上海，一定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支部同志替我化了装，由冯仲云送我，从学校旁门离开了清华，到塘沽搭海轮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