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方略

　　唐宋以来，广袤的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时至民国，其中相对富庶的地区，当推长江入海口即长江三角洲。这里有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工业基地和金融中心——上海；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背靠广阔的长江流域经济腹地，运输条件亦相当便利。仅以内河航运为例，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可上达南京、芜湖、九江、安庆、汉口等地；假运河可交通苏州、杭州、扬州诸城。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这里便成为中国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通道。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特别是港口建设进展迟缓，严重制约了这一地区各种经济潜能的发挥。有鉴于此，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考虑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方案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在长江入海口附近建设东方大港的宏伟设想，以便建成一座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之需求的“世界商港”。

　　东方大港与长江水系整治

　　在东方大港的选址上，孙中山颇费斟酌。在他面前，有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上海港，但它同时又被欧美列强通过租界和条约特权所牢牢控制，地价亦昂贵，如欲改造或扩建，势必阻力重重。因此，孙中山另作他想，提出在杭州湾中乍浦与澉浦之间建设东方大港的方案，并从水文条件、社会环境、土地价格、发展前途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证，认为较之上海，在该地另辟新的东方商港当更为理想。同时，孙中山并不因此而忽视上海的作用。他主张利用上海港现有设施，并通过疏浚航道等措施，改善上海港的吞吐能力，使其在推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其商业和工业等方面应有的作用。

　　孙中山关于港口建设的上述设想，体现了他在考虑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时，既有高瞻远瞩、气魄雄伟的一面，又有客观冷静、全面细致的一面，是很令人敬佩的。1919年孙中山起草《实业计划》时，非常重视收集各项科学数据和提倡实地调查。据邵元冲回忆，他在考虑东方大港选址时，曾特地致函“嘱余调查乍浦、澉浦一带之海塘，为石塘，抑系土塘，谓如无书可查，宜亲询该处土人，以期确实。嗣余查得浙江水陆道路记等书，图说颇详，乃举以相告，总理遂据以为规划东方大港之资，此一端，足证总理计划之切实，不凭臆想也”。（ 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5页）。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各省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奔腾不息的长江下游的灌溉和沟通。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水文条件的变化，及至民国初年，长江水道的灌溉功效和通航能力所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影响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种状况，孙中山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构想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出了整治长江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整治长江口自海上深水线至黄浦江合流点，重点是通过闭塞崇明岛与海门间之北航道，以收既加大南航道的流量，改善长江口的通航能力，又在北航道围海造田数万亩的双重利益。这一设想经过五六十年后，基本上已由自然之力得以实现。到20世纪70年代北水道已经被江水夹带的大量泥沙所淤塞，江滩已开垦了大量良田，而南航道亦已变得更加壮阔。

　　孙中山在其余各部分设想中，则是分别阐述整治从黄浦江合流点起至江阴、江阴至芜湖、芜湖至东流、东流至武穴、武穴至汉口长江水道的具体设想。其中根据上述各段的实际情况，或疏浚淤塞，或拓宽河道，或取直河滩，要旨是改善长江的航行条件，同时防止汛期洪水泛滥，以免威胁沿岸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在考虑整治长江的同时，孙中山还注意到了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的重要性，并分别阐述了整治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水路系统和长江上游的具体打算。

　　沿江城市链与流域经济发展

　　继提出整治长江及长江流域其他水系的计划后，孙中山以远大的目光，预期一旦长江等河道的灌溉和通航能力大加改善，势必有力地促进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部分在中国为农矿产最富之区，而居民又极稠密也，以整治长江工程完成之后，水路运送，所费极廉，则此水路通衢两旁，定成为实业荟萃之点，而又有此两岸之廉价劳工附翼之，则即谓将来沿江两岸，转瞬之间变为两行相连之市镇，东起海边、西达汉口者，非甚奇异之事也”。他认为：“此际应选最适宜者数点，以为获利的都市发展。”并相应提出了在长江沿岸的镇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芜湖、安庆及其南岸、鄱阳港、武汉等地建设内河商埠的具体设想（《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0—295页）。

　　孙中山从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发展前景等各个角度，论证了为什么选取它们作为整治长江后建设内河商埠的第一批城市，认为通过这批商埠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长江流域各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在长江沿岸可望出现一个各地经济普遍跃进的大好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的到来，孙中山又提出了利用长江沿岸丰富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建造众多水泥厂的设想。他说：“此业之进行，即与全盘其他计划相为关连，徐徐俱进，则以一规划奖进其他规划，各无忧于生产过剩与资本误投，而各计划俱能自致其为一有利事业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01页）。

　　孙中山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构想，是他关于全国经济发展总体设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基于长江流域所处的重要地位，孙中山在考虑全国经济建设宏图时，始终将长江流域置于突出位置，因而在他勾画的中央铁路系统各线路中，涉及长江流域的便占了约三分之二。如果说，孙中山在考虑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计划时，是以铁路为龙头，那么，他在规划全国经济发展蓝图时，则是以长江流域为主干，带动和促进全国的振兴。正如孙中山曾多次指出的，长江流域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技术和管理人才比较集中，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又有一定的基础，以这一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基点和后援，是相当合理的。翻开《实业计划》等论著，孙中山的方针清晰可见。这个方针就是以长江流域为骨干，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和便捷短途的公路运输线，向四面八方辐射，将全国各大地区联成一体，大力推动边远省区的经济建设，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总体上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孙中山曾以美国西部开发和加拿大一些落后地区经济拓展等实例，说明上述设想是可行的，并从各种角度，具体阐述了他的这些想法。

　　孙中山历来强调，中国自然资源丰富，欲求富强，必须大力加以开发。他深信通过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那无数的沉睡于荒山峡谷、戈壁沙漠的各类矿物资源和地上物产，就有可能被开发和利用，而铁路的经济效益也得以充分发挥。因而在孙中山规划各条铁路线时，均着眼于将自然资源丰富的省区及其市镇连接起来，并通过纳入以长江流域为骨干的全国铁路运输网，便捷地输送到各大工业基地和出口海外。例如孙中山曾这样描述未来的浦口：“南京对岸之浦口，将来为大计划中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在山西、河南煤铁最富之地，以此地为长江下游地区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与海交通亦然。故浦口不能不为长江与北省间铁路载货之大中心”（《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2页）。

　　改善交通与城镇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品时时受到廉价外国商品倾销的打击。而落后的运输条件，更加剧了国货在同洋货竞销中的不利境况。孙中山曾以痛切的心情，以自己的家乡香山县为例，说明因交通不便，工业品由香山县城运至翠亨村的运价竟远远高出同类商品由美国运抵中国的费用。“人情喜便宜，断不能舍贱而买贵，则交通不便，实业必不能发达，可以断然” ；而“扬子江流域本为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地（《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0、491页）”，通过在这里修筑并沟通中央及各地方系统铁路网，将大大有助于货畅其流，降低本国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增强国货抗衡洋货的能力。随之，民族工业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不但可以极大地丰富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出口，国家也必然会随之富强起来。

　　鸦片战争后，除一些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稍显活跃外，内地众多中小城镇经济发展均呈停滞状态。而要求得全国经济的普遍兴旺，推动这些区域经济中心城镇的发展，则格外重要。孙中山认为，通过修筑铁路、辟通运河等手段，改善这些城镇的交通状况，并将其汇入以长江流域为基干的全国市场网络，必将使这些城镇的面貌大为改观，并相应带动其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曾举海州（今连云港）为例说：“海州位于中国中部平原东陲，此平原者，世界中最广大肥沃之地区之一也。海州以为海港，则刚在北方大港与东方大港二大世界港之间，今已定为东西横贯中国中部大干线海兰铁路之终点。海州又有内地水运交通之利便，如使改良大运河其他水路系统已毕，则将北通黄河流域，南通西江流域，中通扬子江流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6、327页），海州将迅速崛起于黄海之滨，令世人刮目相看。

　　长江流域很早以来便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均占有耕地甚少，加之近代工业发展迟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谋生困难，大批失业人口流落街头，又势必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而另一方面，中国广漠的西北、东北边地，却缺少劳动力，大量肥沃可耕作可放牧的处女地和丰富的物产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当地社会经济因此长期停滞落后。而要振兴中国的经济，改变这种状况是必须的，也是相当紧迫的。孙中山多次强调，借助修筑铁路，加强人口众多的东南省份同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各方面的联系，通过大批迁徙劳动力等途径，开拓这些边远地区的畜牧、采矿等业，能争取尽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有一个质的飞跃，指出“倘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以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故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者也”，从而使整个国力得到明显的增强（《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263页）。

　　但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纷争激烈，大小军阀割据争斗不已，孙中山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方略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