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孙中山不是生态学专家，但他在促进生态与人民和谐、包容、共同发展方面，有不少很有启导性的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主张，表明他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孙中山不是生态学专家，但他学医、做过医生，他非常了解人类要生存除了阳光、空气、水之外，就是食物。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尤其是改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人民在社会中能健康地，有尊严和幸福地生活，改造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与人民能和谐、包容、共同发展，孙中山有不少很有启导性的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主张，表明他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意义。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生物与生物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而人与生态的关系则是生态学的核心。人改造自然环境，也会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环境是生死存亡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伤害谁。孙中山讲过：“中国俗话说：‘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虫就有叶来养，有了鸟就有虫来养。但是人类的天然形体不完全，人生来没有羽毛，必须衣以御寒，必须以食物养生，在太古时，古人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但到了渔猎时代，人们就要打鱼猎兽，才可以有鱼有肉吃，才可以生活，也就是人类必须做工才有食物。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都是很辛苦。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和更要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又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饿死。

　　自然界是一切生物和生命可以延续的家园，人类要主动地适应自然，也要自觉地保护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福。

　　“自然”界，孙中山也称“天然”界。“自然”界或生态环境是由其自身的发展变化造成的，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不可抗拒的。人类为了生存，除了选择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安居、建造房舍、引水灌溉和日常生活外，就是要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孙中山说：“必须奋斗”。孙中山指出：“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有两件最大的事必须做，那就是首先要有力量保护自己，其次是觅食，就是自已除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之外，就是要有食物。所以，“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要“竞争”，就要“奋斗”。“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是天天奋斗不息的，也即是说，人类是用奋斗来求生存和发展的。

　　孙中山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它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与野兽奋斗，与天灾奋斗，只有战胜毒蛇猛兽，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人类才能繁殖，才能生存。但归根到底，还是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毒蛇猛兽害人之动物奋斗。奋斗要取得实际的效果也必须要经历痛苦的残酷的历程。天、地、人应和谐归一，只有三者合一，人类才能顺利地生活和发展，但是天灾如地震、水灾和风灾的发生是不可抗拒的，它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也是毁灭性的。然而，人类毕竟是基于主动地位的，为了生存他必须想尽办法来防止那些危害人类的灾害发生。这样就产生文化，所以早期的人类就是讲人类应该如何生存，如何与自然天灾和各种野兽奋斗。

　　我国黄河流域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为黄河发源于我国西藏唐古拉山脉的东部边缘。孙中山说，它流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流入渤海。由于各地的地质构造不同，黄河易淤积泥沙，容易决口。黄河上游在宁夏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中游在山西、陕西两省的龙门、潼关间，下游自河南武陟、荥阳以下，河道时有变迁。有历史书记载黄河大小缺口逼迫人类迁徙总计有一千五六百次，绝大多数集中在下游。后来学者研究黄河最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黄河每次改道都给人类造成极大危害。黄河流域和全中国人民为了改造和建设黄河也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力量。因为人类要与黄河的灾害斗争便想出很多改造黄河的办法，并促进黄河流域人民的智慧。黄河遇到沙漠、遇到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水流滚，一泻千里的魄力。由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所以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黄河留给中国人的是智慧、是力量，是改天换地的顽强不屈的毅力和精神。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一书中陈述他对治理黄河、保卫黄河、建设黄河的主张和计划。孙中山指出：“黄河出口应事浚渫，以畅其流，俾能驱淤积以出洋海。以此目的故，当筑长堤，远出深海，如美国密西西比河口然，堤之两岸须成平行线，以保河辐之划一，而均河流之速度，且防积淤于河底。加以堰闸之功用，此河可供航运，以达甘肃之兰州。同时，水力工业方可发展。渭河、汾河亦可以同一方法处理之，使于山、陕两省中，为可航之河道。诚能如是，则甘肃与山、陕两省当能循水道与所计划直隶湾中之商港联络，而前此偏僻三省之矿材物产，均得廉价之运输矣。”

　　孙中山强调指出，修理黄河费用浩大，以获利计亦难动人。但因防止水灾，斯为全国至重大之一事。黄河之水，实中国数千年愁苦之所寄。水决堤废，数百万生灵，数十万万财货为之破弃净尽。这是“旷古以来，中国政治家靡不引为深患者。以故一劳永逸之策不可不立，用费虽巨，亦何所惜，此全国人民应有之担负也。浚渫河口，整理堤防，建筑石坝，仅防灾工事之半而已；它半工事，则植林于全河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

　　此外，孙中山关于整治长江、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水路系统，以及改良广州水路系统等，在《实业计划》书中都有详尽的陈述。江、河除了交通和防止江、河水泛滥，以及泥沙堵塞河道带来的灾害之外，它还是生物的生命之源，没有干净的水什么都不能生长，没有清洁之水作为饮用，生物也不能生存。所以，水的清洁是人类生命之本。生态的文明就是山要青、水要清、天要蓝。孙中山说，人们要有清醒的意识保护江、河水的清洁，防止污染江、河水源和空气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生命的威胁和各种灾难。

　　以上这些都说明，孙中山为了改造自然，营造人民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使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不仅留下了他的思想、计划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他关爱人类，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精神和情怀。

　　人类如若破坏生态环境就不能生存

　　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孙中山说：“吃饭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人民大众是在先养而后教，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治国？所以“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今欲振兴农务，解决吃饭问题，必须改革农政，仿效西方国家派遣学生到外洋农政学堂学习农学，考地质、察物理之法，学习选种之理、粪溉之方，广种树桑，发展树艺，才能解决“人满为患”、饥馑觅食之艰、流离之祸。孙中山说，近代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除了统治者的错误思维和错误的政策之外，外国的经济侵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说：“古人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孙中山以英国为例指出：“昔英国挪佛一郡本属不毛，后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大获其利。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士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犹是田也，而物产数倍，是无异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反硗确为活壤，化瘠土为良田”。此何故？是因为“泰西农政”，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并用科学种田。他说：西人研究得知植物所必需者，为燐、为钙、为钾。燐为阴火，出于骨殖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多。钙则石灰，如螺蚌之壳，及数种土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水草所生，如稻草、荼蓼都具钾肥。而西方国家粪壅之法，更是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人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总之，西方国家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还有治农之法律。“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可是，当年中国的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仅不重视民生，而且对于那些留心农学之人也不重视，无所作为。孙中山又以他的家乡香山县为例说明，“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之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由于人们毫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吾富庶之众，也不得不贫”，这种无知的情况不改变，“民奚以生？”所以，国家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急兴农学，用科学技术种田，才能使农作物，速其长植，倍其繁衍。只要人们“农学既明”就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既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也无饥馑之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