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之三：在袁世凯筹划洪宪帝制期间，报载蓝天蔚曾作为湖北请愿人数次上呈变更国体，一度引起舆论的反感与质疑。蓝天蔚于此际究竟是何种状态？
在有限的史料中，有一份《蓝天蔚致筹安会书》，或可帮助我们稍窥端倪。筹安会成立后，试图吸纳蓝天蔚加入，蓝以“惜身居军职不便附骥”拒绝之，但他认真回复一函。函中论及“当武昌起义时，偕同张君绍曾即以君主立宪为国是”及“去春自欧回国，复上言大总统，谓不必拟美仿欧，画虎刻鹄，但内就多数习俗之所安，外审各国强霸所由成，不舍己，不从人，特然创一巩固严秩之制。以无戾于历史的惯习为原则，即与斯会大义，契若符节。”
蓝天蔚在函中表达了他对于“共和”的顾虑，国贫民瘠，理应好好休养，若五年七年遽易一总统，哪里还有回复元气的一日？国体屡变、国民贫穷流离的惨象，他觉得是不堪设想的。
有一位老师阅读了这份材料，但他并未轻易相信蓝天蔚就此真心赞同袁世凯称帝。他道：“君宪一事仍然十分怪异，以蓝的性格与袁世凯的关系应该不致如此。应该再找材料来了解。”
时人以为，南北和议之后，蓝天蔚出洋，亦为袁世凯放逐之举。思蓝天蔚回国后，并未受到袁世凯所承诺的重用，其考察各国的所得也被束之高阁，袁世凯仅授将军闲职相羁縻。以蓝天蔚如此热切国事，他绝不甘心就此随波逐流，他必是苦闷的。
1912年7月28日，蓝天蔚抵达美国旧金山。图为1912年7月29日《旧金山之声》的相关报道，报附蓝天蔚像。
也许，他对于共和国体最深的顾虑，恐也还是“自由过甚的共和”与“军国民教育”的关系。“共和习俗之自由范围过甚，即难语于军国民之教育也。”因“若吾国现时地位苟免灭亡，则有无限发展之希望；若无发展希望，即难免于灭亡。是故，于此而不力修军政，虽有以知其危于此，而果欲力修军备，则又非共和制所能适宜矣。”
这时期他的声音很少，他仿佛在沉吟着，思索着，还是在暗中计划着、默默等待着？我感觉不到他的真心。
疑点之四：学者们一再问询，蓝天蔚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究竟怎样？
美国《旧金山之声》（《旧金山之声》〈San Francisco Call〉，1912年8月1日）称蓝天蔚为“中国（满洲）革命的领袖”。作为北方民军灵魂人物，蓝天蔚是否曾相应“独立”于孙中山为核心的南方政府之外？
蓝天蔚与孙中山或直接或间接的往从发生于《蓝谱》的1912年及1917年之后。就1912年而言，两者的关系或可更具体的表述为：筹谋从京畿入手进行新军革命的清军将领，在与其军队所属的清廷相机力搏时，与南方同志间所发生的联袂与分歧。
1913年7月12日，因着宋教仁被刺及袁氏的善后大借款，在孙中山号召下，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发生前的整整一年，蓝天蔚都在留洋考察。对于他曾预测的必然来临的二次革命，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给友人的信函中流露出对于初初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前途的忧虑。 10月2日，英文《北京日报》刊载了蓝天蔚在游历欧洲期间发回祖国的电报，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次“刚愎自用的运动”，认为共和国再也无力承受另外一次震撼。
1920年之后，孙中山、蓝天蔚同秉护法之义，而表现了不同的战略。结合蓝天蔚给唐继尧及孙中山的电文，我们看到蓝的行动表明着他一以贯之的想法：澄清川局，局部谋和（西南一致护法），趁着直皖决裂，由川滇黔三省出兵东下，以达根本解决之目的。
而唐、孙都申明此事暂不可为。唐继尧密电蓝，本欲实践前约，“惟事机瞬息万变，前方情势未能遥夺，不妨相机进止，是在我兄之慎重将事耳。”其时孙中山则正致力讨伐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
以上，我未对蓝天蔚、孙中山之间为共图一致而进行的行动进行阐述，只依据史料列出上述——在复杂时局中两人的不一致处。
